ESG2023精彩回顾｜新时代如何睁眼看世界？来看李泽湘老师、安克创始人阳萌的分享

在6月1日主会场"新时代睁眼看世界"的特别圆桌对话上，香港科技大学教授、XbotPark机器人基地发起人李泽湘老师，安克创新创始人阳萌带来精彩分享，本场对话由EqualOcean创始人黄渊普主持。本场对话的特别之处体现在：2023年是湖南籍思想家魏源的《海国图志》一书发行180周年，三位嘉宾也都是湖南人；以下为对话实录（有删减）：

黄渊普：谢谢主持人，前面的"纵论国际风云"和"出海全球化投资趋势"的两个Panel，也做了一些笔记：陈定定院长创立的研究院叫“海国图智”，名字来源于魏源的《海国图志》；陈定定院长也说，我们要关注全球那50多亿人口的机会，我印象非常深刻。刘继森院长说帮助非洲也是帮助我们，这个观点我很认可。社科院的郭主任说，在国内要讲政治，在海外更要懂政治，非常赞同。投资趋势论坛上，刚刚华映资本的季总、ATM Capital屈总和天使投资人曾总都讲到Global Chinese这个概念，认为这是值得押注的一个群体。

顺着Global Chinese这个提法，我今天邀请了两位湖南人来对话，一位是老家湖南永州的李泽湘老师，一位是老家湖南长沙的阳萌同学，而我本人是湖南邵阳的。可以说，魏源是那个时代的Global Chinese。今天的两位嘉宾，李老师从湖南出发，去到美国留学和工作，然后回到了中国，近期又在帮助沙特搞科创体系。阳萌同学也是，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去在国留学，在美国工作了一段时间回来了。

湖南人有典型的特色，大家都想去外面闯，同时对老家、对国家有特别的情怀。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想问的是，湖南的先贤里面，哪个对你的影响最大？或者湖南的哪一种精神最激励你？李老师先来。

李泽湘老师：你刚刚讲到魏源、以及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这批先贤对我的影响蛮大的。要真正地去理解他们所做的事情，尤其是我一直把今天我们做的事情说是"第二次洋务运动"。第一次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是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我也是看唐浩明的《曾国藩》三部曲，我记得我来深圳创业的时候，看到大街上人手一册《曾国藩》，那三本书是我看过最多的书，也是受益最深的一套书。我老家是在湖南乡下，一直到上大学1979年才去了长沙，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看到大都市，但很快就出国了。1992年我回到香港科技大学，1999年来到深圳开始做创业，湖南先贤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

2017年我们在长沙，在希迪智驾（CIDI，长沙智能驾驶研究院）创办过程中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学曾国藩、学湘军“结硬寨，打呆仗”，既然已经确定了要打持久战，就不能幻想一蹴而就。我们没有遇到那种突然的、重大的冲击，业务方面总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在还比较早期的阶段，就尝试将市场、痛点以及要解决的问题形成闭环。

那我们再看“第二次洋务运动”跟第一次洋务运动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怎么吸取第一次洋务运动一些好的经验，同时要如何弥补它的不足。第一次洋务运动，我觉得教育和人才没有做好，导致它最终效果一般。过去这些年我在深圳、大湾区以及湖南的探索，就是在想能不能把以前没有解决的这个问题，真正体系化地做一个探索。

创业是有方法的，学院派创业人才可以在实战中培养出来。过去这些年，我们搭建硬科技创业生态的同时，也尽力在推新工科教育，也是在推广这个模式。只有培养出能做世界级硬科技品牌公司的创业者，我们未来科技产业的发展才更有希望，才能极大地助推当地科创经济的发展。具体表现就是刚开始可能慢一些，在培养人才方面花的时间多一些，但后劲会比较大。

怎么把教育、人才、创业、产业、资本等深度融合起来，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大难题，美国、以色列等国在探索。我们自己在尝试和探索，也在学习硅谷、以色列、瑞士的好的做法。同时，我们一些好的经验也在跟国外分享，包括你刚刚讲的，最近我们跟沙特的国王科技大学在合作。

黄渊普：谢谢李老师，"第二次洋务运动"确实要补齐教育的短板；打个小广告，李老师在东莞（松山湖）的XbotPark机器人新基地6月底要开幕，李老师提的新工科教育，就是你带着创意想法去李老师的基地，最终你的产品能完全在里面实现，包括设计、研发、生产制造，都能在里面做，非常让人激动，大家可以提早预约。同样把问题抛给阳萌同学，你也是国内读书、海外留学工作，然后又回来创业了。你自己身上的湖南人特性强吗？哪个湖南籍的人对你的印象最深？

阳萌：听到这个问题，我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人是我的母亲，她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也是一位湖南人。虽然我也看了很多遍《曾国藩》，学习了其他很多湖南先贤，他们都是特别棒的人，为人类社会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我对身边的人和周围发生的事更有感触。我母亲曾是一位“下乡”青年，后来自己去读书，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国企做到部门管理者，又自己创业，整个过程中，她所展现的“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湖南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记得有时候大年三十，她还要出差到广东来谈工厂、签合同，她的正直、努力和诚信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渊普：阳萌同学提到的湖南人的特质真的很明显。我们台上三个当中，李老师的名字里就带个“湘”。刚刚李老师提到一点，最近沙特国王科技大学带了团过来，李老师决定去帮助沙特去创建科创体系。从美国回香港、到深圳、东莞（松山湖），又到帮助沙特去做科创体系，这一系列转变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以及是什么支撑你做了这些转变？   

李泽湘老师：这是一个蛮长的过程，对这个事情的认识、理解和坚信，也是逐步演变的过程。1992年我们一批原来出国的留学生来到香港科技大学想创办一所研究型、国际化的大学。大家可能感觉很难，但实际上天时地利人和都还不错，找到了人，有资源，有很多欧美成熟的模板，照着做就行了，所以这不是特难的一件事情。港科大今天在全球高校的排名，其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但更难的是怎么把学校的教育、科研能够跟产业结合；所以1999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做新的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开始反思原来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可以从MIT、斯坦福、伯克利等世界名校直接移植一些东西过来，但针对中国的产业情况，效果差强人意。所以，我们开始探索新工科教育，实践教育、科研和产业结合。

我以前实验室的学生，大多是去美国硅谷或华尔街，后面纷纷来到深圳，开始了他们创业的历程；他们是第一批吃螃蟹、也是第一批受益的。后面我们又在松山湖把这个模式进一步放大，面向整个大湾区、中国内地、甚至国外学校里面出来的年轻人，同时我们也跟一些高校进行合作，进行新工科教育的体系化试点。在长沙、常州、宁波、重庆、深圳、香港、广州，已经逐步开始推广了，包括和沙特的国王科技大学也在尝试。沙特国王科技大学是选择硅谷模式还是深圳模式？实际上他们有很多争论。最后他们的校长以及代表团来深圳和松山湖，待了整整一个星期，我也陪他们看了一下。在新基地，他们最后跟我说：李教授，这里是硬科技创业的"麦加"。

黄渊普：嗯，深圳市影科技创业的"麦加"，大家在深圳创业，应该要有骄傲感。20年多前李老师到深圳创业的时候大家都学硅谷，包括深圳也想成为中国的硅谷；但今天情况变了，深圳美国一些地方也想成为美国的深圳、美国的松山湖。要做好新工科教育，我们希望有更多海外留学回来的，不要只看到短期的困难，而是要立足长期。我把这个问题抛给阳萌同学，阳萌同学在美国留学，后又在谷歌工作。我在想你12年前是怎么做出回国创业的决定的？假如你现在年轻12岁正在硅谷工作、看到中国的机会，你会用什么逻辑回来？

阳萌：这些年来，我的认知发生了很多变化，因此与12年前的自己相比，我们处于两个不同的时间场景。一方面，2011年我刚回来创业时，无论是人才环境、创业支持环境还是外部市场环境，都与今天有着太大的差异。另一方面，作为创始人，我对自己的性格有了更深入的观察。

我认为我是一个“激进的保守主义者”，其中“激进”是定语，“保守”是名词。举个例子，当一个人只有10块钱时，他愿意拿出几块钱去创业，即使这个创业的失败率很高？如果他的回答是“10块钱”，那么他就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人。而从我的性格来看，我会拿出四五块钱。性格这个因素，不容小觑。在创业过程中，我们需要面对不同的选择，包括判断自己适合走哪条路，我认为都需要从性格中找到答案。

当我在12年前创业时，我选择了一条相对稳妥的路。我们当时先在中国找好的产品，后来很快变成我们去打磨那些好的产品，把它们带到海外卖。我在很多场合讲过这个故事，当时，原装电池售价在80-100美元之间，在亚马逊上的评分大约是4.5星。而出口卖家在亚马逊上销售的电池价格约为25美元，但评分只有3星或3.5星。我认为这里一定存在机会，即在40到50美元的价格范围内提供4星到4.5星的产品。电子商务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打破了以前的渠道结构和分销体系，让我们成功实现了这个目标。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回到我性格激进的部分，当踩了一个台阶之后，永远想去迈下一个台阶。所以这些年我们没有停留在做销售上，而是赚到了钱就开始往研发里面投。到今天为止，安克创新在深圳有差不多2000个左右的产品和研发人员，在各个品类的研发投入很多，虽然这中间走了一些弯路，但我们一直在坚定地投入，去年，我们的研发投入超过了10亿人民币。

因此，如果我今天再次创业，想要重复12年前的逻辑，去寻找套利机会，我认为这不存在了。

黄渊普：有没有假设过，如果你现在在硅谷，你还敢回来吗？ 

阳萌：我觉得今天还是有很好的机会的。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标准，NPS（净推荐值）。简单来说，对于100个使用该产品的用户，我们问他们一个问题，即用1-10分的分数来评价他们是否愿意推荐该产品。打9-10分的人表示真的会推荐，而打1-6分的人则不太愿意推荐。我们将打9-10分的人数减去打1-6分的人数，得到的数值就是净推荐值。

尽管这听起来很学术，但我喜欢将许多事情抽象化，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可以让我们回归本质。我们发现，要想在一个品类中突破，往往需要将产品的净推荐值提高一个台阶。如果我们再看一些具体的品类，如扫地机器人、拖地机器人等，它们都属于刚需品类。如果我们能够将产品的净推荐值提高20-30分，甚至是40-50分，我认为这是今天非常好的创业机会。

回到你刚刚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今天回来创业，我认为我们不能再做净推荐值+5分、+10分的事情了，这太难了。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找到净推荐值+20分、+30分，甚至是+40分的机会，认真打磨两到三年，制造出这样的产品，再依托我们今天全球化销售的能力和品牌实力，我们就能够创造出非常成功的创业。   

黄渊普：嗯，虽然时代不一样了，但是相比12年前机会还在，最关键的是你要做出你刚才说的提升30分、40分的产品。

阳萌：对，在12年前提升5分，卖便宜一点，就可以了；但现在需要提升30-50分，创造的价值更高一些。

黄渊普：感谢阳萌同学的回答，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很多还在海外的工程师思考这个问题，中国依然有很大机会。再回到李老师这边，李老师特别受人尊重的是他一直在做最难的事情，他做的是从0到1的孵化。从0到1有很大的失败概率，很多时候付出很多心血之后，会发现什么都没有。我个人觉得李老师是在做教育，很多人觉得李老师是成功的投资人，我认为他更多像教育家。说到做孵化和新工科教育，李老师你是怎么挑选学生的？相比五年前，今天的选人标准有没有什么变化？

李泽湘老师：在回答你刚刚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补充一下。过去这些年我们花了很大的工夫，去斯坦福、MIT等名校，想招一些在国内很优秀又去了美国名校读书的学生，想吸引他们回到深圳、利用大湾区的资源去做些事情。包括吸引在美国的大公司像苹果、谷歌工作的年轻人，如果他们能回来，我相信一定能做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很不成功。阳萌在美国留学、去谷歌工作然后又回深圳创业的，我相信过程很艰辛。我也在观察深圳的留学生创业园，发现成功率并不多，回来7-8个人，过了一年后变成5-6个人，再过一年变成了3-4个人，有水土不服的现象。怎么把这些优秀的有海外背景的人跟本土之间建立一个很好的平台？后面我还要向阳萌请教，也许可以通过EqualOcean平台，让大家有一个好的路径。

黄渊普：您培育了很多成功的企业。

李泽湘老师：但我们基本都是本土培养起来的；我们也有一些从国外回来的，大量的留学生出去，很愿意拿美国的绿卡，跳出这样一个舒适圈去做难而有意义的事情，实际上是不容易的。回到你刚刚讲的问题，怎么选人？以前我们选人都很简单，看他是不是来自Top10的学校，是不是年级的前十名。后来发现，这样的人可以写论文、可以去大公司，但是他跟创业、以及做些很草根的事情是不太匹配的。所以，我们现在的标准和原来的选人标准是不同的。

我们对于创新人才的认识，对于创新人才的标准，已经有了非常不一样的理解，有大量的数据和探索。我们的训练营面向全国的大学生，3-6个星期中我们设计一些作业，看他怎么跟人合作、跟人沟通，看他怎么用一些第一性原理的方法做这个事情。当然，看人最终要看她/他是否有"革命的彻底性"。刚刚你讲到湖南人的一些性格，包括潮汕人的一些性格，敢于去做一些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的事情，都是是蛮好的。一个人很另类，如果她/他能够不断地总结、不断地探索，碰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能够不屈不挠；这样的"革命彻底性"，是我们逐步形成的选人标准。   

黄渊普：刚刚李老师说到革命的彻底性，我也想跟现场的人说，如果你感觉你跟别人有一点不一样，不用觉得自己格格不入，这可能恰恰是你的优势所在。再把这个问题抛给阳萌同学，现在很多人都想学习安克创新，但可能学不像，大家更容易看到具体的打法而忽略掉其它更重要的。在你看来，安克创新有什么是很重要且可以被外界学习的么？

阳萌：我非常赞同李老师所提出的“选人”理念。我也是交了很多“学费”，才深刻体会到选人的重要性。中国有句古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小时候读这句话时并没有真正理解，甚至在创业的前几年也没有深刻感受。但是，经过12年的实践，我认识到人才是关键要素。如果有一个优秀的一号位，所有事情都会变得容易。因此，早期吸引人才非常重要，而长期来看，企业需要培养自己的人才。

怎么从吸引并培养好的一号位？我非常认同刚刚李老师讲的，不是看他从哪个大学毕业，不是看他以前有什么经验，而是要回到这个人的特质。我们需要关注他们是否能够回归事物的本质思考，是否能够运用第一性原理来解决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直面冲突，勇于做出决策，挑战高目标。我们需要将人视为编码，通过特征识别来挑选出那些具有独特特质的人，并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最近两年，我深刻感受到，我们需要根据特质来分配机会，根据结果来分配回报。

黄渊普：根据特质来分配机会，根据结果来分配回报，很有意思。李老师刚刚讲到选人要看对方是否有彻底的革命性，确实应该这样。回到今天的主题——新时代睁眼看世界。刚刚李老师说的"第二次洋务运动"很有新意，但当前全球很动荡，很多人包括海外留学生们都面临很多困惑。我特别想问一下，目前的世界变化这么快，李老师和阳萌同学你们个人乐观吗？乐观的逻辑是什么？

李泽湘老师：过去一段时间，内地可能是这三年，香港可能更长一些是六年，很多人都蛮悲观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一波又一波。我们机器人基地的几位老师和团队，与我们年轻的创业公司创始人，大家在一块深度地探讨这些问题，分析过去和未来，大家都觉得黄金时代过去了。但我们也一直相信，现在是中国读书人从来没有的最好的时期。

我们有几个基本逻辑和数据：一是中国的市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卷，但那是因为你没有提供真正好的、独特的、满足需求的产品，如果能做到这一点，4-5亿的中高端市场就是你的。二是这四十年来我们建立的供应链和产业基础，能够为创业者提供机会。我们是欧洲迭代速度的10倍，成本是他们的1/10，你把这个用好了，这就是国外创业者所做不到的；大公司像苹果谷歌可能有资源，但是创业公司跟我们这边是没办法比的。三是对于科创的理解。从洋务运动、40年改革开放再到今天，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认识事情理解得这么到位透彻，这都是我们摸索出来的。四是基础。我们在很多新兴的科技产业，不管是无人机、扫地机、光伏，包括今天的（新能源）汽车，都有非常好的基础。

有了这样的基础，你还有什么不能做的？搞美国市场有困难，还有东南亚；搞东南亚有问题，还有中东、拉美、欧盟，全世界只要有人的地方都有机会。包括安克、大疆、云鲸，他们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又一个的榜样。可以说，在有些人眼里这是最坏的时代，但是在我们的眼光里，这是最好的时代，而且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具备一个这么好的条件。   

黄渊普：我顺着李老师的话说，很多人觉得大学生找工作难而看轻教育，这是很短视的；正是因为教育，才让今天的中国有这么多机会。当然我们的教育需要做变革，当下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不是教育不重要，是教育的方式方法需要做调整。回到阳萌同学，你们过去几年的业绩不错，你怎么看世界？乐观的逻辑是什么？

阳萌：还是要回到性格来说。我本身是一个危机感比较强的人，创业到第五、六年的时候，大概在2017年，突然意识到，我所选择的消费电子品类是一个速生速死的品类。在这个品类里，好不容易把这个品类做起来，过几年这个品类可能会彻底消失。我经常问大家一个问题，买过随身听、MP3、DVD机吗？当年那些很牛的全球品牌，今天它们还在吗？2017年，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我变得非常焦虑。我感觉自己被赶上了一个不会停止的轮子，这个焦虑持续了很长时间。

2019年到2020年，我看到了华为的例子，读了一些华为的书，受到一些启发。虽然我们无法改变行业本身的特性，但是在旧品类消失的过程中，留下的资源往往可以促进新品类的发展。我相信一定有这样的机会，像安克之前有一、两个做的比较成功的品类，要变成一个赋能型的平台，我们要做几件事情，一是方法论，到底这里面每个领域怎么做事情？把这个方法抽象下来，通过系统、工具来固化；然后把人真正流转起来。

其次，我们需要真正将人才流转起来。当一个品类消失时，该品类的团队中可能有很多优秀的人才，我们需要将他们流转到新的品类中。新人可以进入老的品类，锻炼自己并稳定成熟，老员工则可以去开拓新的品类。此外，我们还可以利用渠道基础、品牌基础和公司各种能力。很多独立的创业公司在一轮又一轮的融资后，最终可能只剩下30%到40%的股份。在这种平台的各种支持下，我们可以将30%到40%的股份分配给这个团队，并保持他们将来长期作为子公司独立上市，还能做得足够大，有一些分拆上市的机会。

我希望通过打造一个生生不息的公司产品，去解决我对某一个品类产品会“死”的焦虑。虽然品类会来来去去、生生死死，但是这个公司和生态系统可以持续发展新的品类，这种机制可以让我不那么焦虑。因此，我们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赋能全球化智能创业的小环境。正如李老师所说，无论是东南亚、中国还是中东，都有很多机会。我相信，在智能硬件创业方面，深圳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   

黄渊普：我刚刚听阳萌同学讲的，大家可能觉得安克是卖充电宝的，但我感觉安克创新这家公司本身就是一款产品。

阳萌：对，我们现在的充电宝收入大概只占公司10%的样子。

黄渊普：阳萌同学是激进的保守主义者，也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把公司当成产品去做，非常值得期待。今年是《海国图志》一书发行180周年，在新时代我们更应该睁眼看世界，看到世界的动荡，也要看到世界依然充满机会；看到世界存在问题，也要勇于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今天我这个湖南人，有幸邀请到李老师、阳萌同学这两位优秀的湖南人分享，感谢他们，把掌声送给他们。

关于EqualOcean和EqualOcean全球化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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