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首次提出ESG（环境、社会、治理）概念以来，ESG已在国际社会广泛获得认可，近年来，ESG理念正深入贯彻中国企业的实践，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引领者。在资本市场中，ESG已成为上市公司“第二财报”的热点，最近几年掀起了ESG“信披潮”。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数据显示，超过1700家上市公司单独发布了2022年ESG相关报告，占比34%。随着双碳政策发展，生态环境部于9月15日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该办法开启了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各社会主体可按规定自主开发温室气体减排项目，通过科学核证后在市场出售，获得相应的减排贡献收益。

中国企业如何应对ESG机遇与挑战？在信息披露方面有什么创新实践可能？如何获得更好数据，在国际范围内增强评级？怎样进一步实践可持续发展价值，降本增效？

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KEIRON棨恒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王恩伯进行一次对谈。王恩伯先生拥有20余年多元国际化职业背景，覆盖投并购、数字化转型、企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并聚焦服务中外领先私募股权与金融机构，涉及全投资链条价值创造。今年，王恩伯创立了KEIRON棨恒科技，这是一家支持企业与金融投资机构的可持续发展信披与风险评级的气候金融科技公司，并联合发起了中国私募股权ESG倡议 (CID)，已动员了70 多间中国领先私募股权机构。

本次对谈，我们将聚焦于中国企业面对ESG趋势的信息披露与评级措施，深入了解王恩伯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经验和见解。

EqualOcean：作为KEIRON棨恒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您的职业和经历背景多元，覆盖投并购、数字化转型、企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脚步遍布全球国家。请问，跨国经验给您在未来事业方向选择上带来怎样的影响？

王恩伯：我在海外长大，不到8岁就去了澳大利亚，高中时有法国交换生经历，大学毕业后前往法国攻读博士学位，形成了早期的全球化背景。本科专业是国际关系，一直梦想加入国际组织为全球发展贡献。然而，我更适合私营行业，职业生涯始于跨境并购领域。在2003年，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我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亲身见证了欧美资本对中国的关注。2008年，我参与了第一个项目，发现中国企业有全球化愿景，致力于为世界提供解决方案。之后，我回国加入了埃森哲，见证了国内互联网的热潮和发展，参与了各类投资。在这一过程中，我看到了中国在技术和产品方面取得的实质性进展，也有机会向国际市场输出。去年，我创立了KEIRON棨恒科技，尽管公司在中国创立，但我们的解决方案面向全球，特别关注新兴市场和东南亚市场，为其提供全球化解决方案和量化可持续性标准。这与创业者和投资人关注的市场机会相符，他们瞄准东南亚、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这些市场有着巨大的机遇。目前，我在全球最大的气候科技咨询公司ERM工作，同时涉足创业和投资，致力于解决全球性问题。

EqualOcean：正如您之前提到的，现在可能是重押可持续赛道的一个重要时刻，这也是因为ESG、绿色科技、或者双碳领域的市场和整体环境正在发生变化。相较于您刚开始从事这一行业的早期，您是否认为现在的市场机会更为有利？或者是否已经出现了转折点？

王恩伯：我觉得目前需要分两个维度。首先，从宏观市场环境来看，目前处于一个整体紧缩的阶段，伴随着一些风险。近年来，我们一直强调ESG不应只是第四张报表，而应融入前三张报表。这意味着在前三张报表中，不仅要考虑财务风险，还需关注更细致的风险。ISSB的S1和S2标准正在推行，从2025年开始，发达市场如香港和新加坡将强制执行这些标准，企业需披露截至2024年的数据。这强化了对ESG的强制性推动，提升了其重要性。ESG对核心会计准则和商业价值评估产生深远影响，国际市场制定了诸如ISSB、财务相关性基准和GRI等国际基准，影响相关性。欧盟要求企业进行双重垂直性基准信息披露，这是第一步，未来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ESG治理和定义等方面的规范。我在过去十年的职业生涯中经历了多个关键时刻。从互联网泡沫到金融危机，再到新冠疫情和管理层挑战，这些都是宏观市场因素。

另一方面，ESG作为概念仍处于初级阶段，因为大多数市场环节尚未完全成熟。ESG要求我们改变传统经营理念，强调商业活动对环境、社会和市场平衡的影响。ESG被看作一个包含环境、社会和治理三个维度的指标，用于衡量与金融价值相关的因素，如金融风险。ESG的深入得益于2018年后的金融界广泛共识，特别是Mark Bloomberg在推动该领域的发展方面的贡献。2018年的G20峰会上，对可持续发展金融的共识为市场发展开辟了道路。然而，在过去五年中，对ESG的定义、度量和评估一直不够确定。不过，自2020年格拉斯哥大会后，国际证监会制定了高调的统一标准，启动了SSD组织的建立，今年正式推行了ISSB的框架，属于IFRS联盟，标准不仅关注会计准则，还包括可持续发展准则。

最后，ESG与其与财务相关性的讨论，需要更多的对话和企业对投资者的责任。不论是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投资者都应该重视企业的ESG风险。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尚不够成熟的市场，一些核心压力将影响到中国的一些金融机构，包括金融板块、核心业务和投资决策，都会面临与气候变化等问题相关的数据压力和决策影响。在国际范围内，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国内，这个过程仍处于初步阶段。需要加强监管，政府需要采取行动，以对企业施加压力。

目前，只有上海和深圳两家交易所建议上市公司自愿披露ESG信息，深交所对深圳市注册的公司需要满足某些环境要求。ESG的整体审查体系仍有待建立，但根据最近跟高层的交流，我对此持乐观态度。此外，IFRS（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ISSB（国际公司服务）等新机构得到了中国财政部的积极支持，并与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等国家机构合作，这将对中国市场的ESG推动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在此方面，国际上已经启动、结构化，大家还在等待监管发力。

EqualOcean：确实，这一点更多的是需要政府层面的助力。过去对于 ESG 更多还停留在定性层面，近几年，因为标准和制度的形成，更快的推动多方以量化的手段，用真实的数字工具去圈定评估企业的ESG表现。

王恩伯：对，这正是KEIRON棨恒科技项目上在做的。ESG从外部原因，需要自上而下的实践；事实上，可持续发展问题在欧洲已经被董事会和管理层推动到企业战略中。现在很多国内的上市公司也将其ESG战略深入到管制体系中，维护企业风险管理声誉。客观来讲，中国企业在这个层面，组织结构还没有完善，公司治理范围还需要强化。

今年，国资委要求国央企实现ESG报告全覆盖，这就需要对管理层、治理层、董事会层使用对应指标定量管理，因为这个会影响企业的ESG评级。现在，很多国有企业和央企的上市公司已开始建立ESG管理体系，而他们也将在商业行为以及管理和治理等多方面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同样的，中国的很多中小型企业主、自营企业主如果想进到国企、央企甚至跨国企业的供应链里面的话，也会面临同样的质量的要求，这就会带来相应的结构性变化的格局。

EqualOcean：如果让您评价现在我们中国的公司整体的情况跟欧美目前的进展，您会觉得我们中间差了一个多少年的发展？

王恩伯：中国企业面临结构性问题，所有上市企业都不超过40年，真正成熟的企业都是近20年的事情。按照企业发展规律，每三五年都是一个门槛，都在寻求有更好的现金流存活下去的概念，很难有一个很好的框架。国企央企有相对完善的框架，但是比起欧美企业，我们内部管理效率没那么高。ESG改革需要企业进行结构性转型，更好地识别运营风险，包括财务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然后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大型国企和央企在内部管理效能方面仍有改进空间，特别是在信息化和智能化方面，尤其是ERP体系的应用。识别财富、地缘政治的风险问题，我国大型企业这个意识相对薄弱。

对于私营企业，在这里有一定距离。这些家族企业正在从家族型向正规组织型企业的转型过程中。一般情况下，家族企业很难持续，但是，可以借助经理人的概念建立运营体系，需要更先进的管理经验。目前，中国企业正站在一个分水岭上，私营企业如何深化业务、二代如何接班，需要引入先进的管理经验深入家族企业中。因此，对于我过去两年的客户而言，ESG和可持续发展成为一个抓手。其目标是改善管理和运营，识别和管理相关风险。因此，在ESG的背后，管理体系的改善至关重要。不仅是政府压力，企业内部管理效率也需要提高，这将有助于企业更好地适应ESG的要求，提高企业的可持续性。

EqualOcean：明白，因此ESG应该融入核心经营管理业务中，而不是孤立存在，应该对业务产生积极影响？

王恩伯：目前市场上的猎头公司，尤其是大型主动搜寻型的猎头公司或四大咨询公司，普遍宣扬每个企业都应该设立首席可持续发展官（Chief Sustainability Officer）。然而，这种设立并不完全切实可行，类似于过去互联网兴起时提倡每个企业需要首席数字官（Digital Officer）或增长官（Growth Officer）的观点。通常情况下，这些职位难以在企业内部立足，因为他们难以深入了解企业运营问题，以及如何将变革融入业务中。在我以前的经验中，我曾在一个媒体集团进行数字化转型。尽管我自己并非首席数字官，而是负责战略和投资，但我能够观察到同事们面临的问题。由于他们难以真正理解企业管理和运营的核心问题，他们很难在企业内部立足。他们只是试图引入互联网的一些先进概念，却无法充分满足企业的实际需求。

这有点像我们做咨询，向客户提供一些解决方案，但有时客户实际上并不需要，因为我们可能过于理论化了一些概念。这也是为什么像麦肯锡这样的机构在中国过去的三四十年中许多核心项目失败的原因，因为他们提供的解决方案可能相对过于理论化，难以在中国企业中执行。例如，我曾在埃森哲工作，我们的竞争优势在于相对更注重实践，具有更强的交付能力，能够帮助客户实际进行转型，并解决问题，帮助他们实现突破。

因此，关于是否应由企业内部的人担任首席可持续发展官或负责ESG，这取决于企业对ESG关注点的具体情况。例如，很多上市公司将ESG责任划归给首席信息官（CFO），因为他们需要考虑风险和成本问题，最终实现项目的增效。对于那些ESG做得较好的大型互联网公司和头部上市公司，通常会将这一责任分配给不同部门，例如财务、信息技术、品牌、人力资源等，以更好地管理和协调相关事务。这取决于企业的需求和关注点。

又比如，一些CFO在大型企业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通过成本效益管理和规划来深化ESG理念，以实际影响公司的效益。对于消费型企业，ESG负责人可能是品牌部门的前员工，因为他们需要更好地管理品牌形象和产品推广。在其他企业中，人力资源部门可能关注ESG问题，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需要通过供应链管理和人员管理来更有效地处理ESG问题。重要的是，企业需要明确其ESG愿景和目标，然后选择适当的部门负责这一领域，以确保相关工作得以推动，而不是一定需要设立首席可持续发展官。

EqualOcean：理解了，对于企业，哪一个方面需要主打，就会将职责放在相应的人身上。其实我刚才听到您说现在很多如果是对于这种 CSO 的岗位来说，它很难存活，是否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还是大多数企业把 ESG 看作是一种成本中心？所以没有必要在现阶段商业快速的变更下，单纯为此而去耗费额外的人力、物力以及成本？

王恩伯：如果没有看作成本中心，企业会单独设立ESG岗位，或者可持续发展观岗位，深化这一职责。另一方面，如果将其视为成本中心，更多的职责可能落在CFO身上，因为CFO需要管理成本，ESG问题引入了更多因素，如资源成本上升和环境管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更多的预算和资源来支持发展。通常，ESG或可持续性问题应该成为成本中心的考虑因素，并将这些理念传达给董事会或管理层，或将其扩展到公司以外的领域，如政府关系。

一般来说，全球各种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将可持续发展视为政府关系的重要手段。

EqualOcean：对于消费品牌，可持续发展可能也是一种营销手段，比如漂绿，而不是一种专门的实际行动？

王恩伯：是的，一些企业可能将产品的生命周期评估和绿色等问题整合在一起，重视这种公关和品牌行为，类似的做法很普遍。很多企业都将其视为维护市值的工具，但需要进一步深化。会出现一些环节没有达到要求，这涉及了很多问题，不仅是可持续性问题，比如，如果产品价格非常低，很难在其利润中找到足够的资源来维持其后台运营。而另一些更好的情况是，企业可能打造绿色工厂，从创始之初就决定，要将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到整个品牌理念中。

业务方向：可持续信息披露与评级

EqualOcean：确实如您所说，我们讨论了很多，其中一部分关于当前企业在实践ESG领域面临的痛点。对于我们KEIRON棨恒科技，我们是否因为看到了这些企业面临的问题和困境而成立，以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或者，棨恒科技在帮助企业解决这些问题时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王恩伯：KEIRON棨恒科技项目致力于两大方向：一是进行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评估，另一是专注于ESG评级并推进Climate Fintech。我们解决企业在信息披露和金融评级方面的挑战，特别关注ESG风险，以更有效地利用绿色债券和绿色贷款产品。这种模式在国际上已有多个成功案例。在中国，尽管我们是一个ERP平台，但我们认识到企业需要建立ESG管理体系和战略，推动ESG一体化的设计和实施。这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需要不断完善。

另一个问题涉及企业数据。在中国，并非每家企业都拥有完善的ERP系统，这限制了我们获取所需数据的能力。我们项目的首要目标是帮助企业管理ESG数据和足迹，使其能够更好地利用我们的平台进行数据管理。此外，我们还计划向金融投资机构提供更多ESG数据和评级，以提高透明度，为其提供ESG风险的基准和数据产品。与此同时，我还将在该项目下进行一些投资，并正在研究不同的赛道。

ESG本身是一个备受关注的主题，也带来了商业机遇。我一直关注食品和健康科技产品，并在气候科技领域进行投资。特别是在欧洲，我投资了一些中小型项目，并最近成功退出给了百威、亨氏等大型机构。大部分欧洲项目是通过并购实现退出的，这也是中国初创企业可以考虑的一种退出途径，因为并非所有企业都能成功上市。当前的市场结构使许多企业上市后难以维持市值，因此需要寻找其他方式来创造财富。

在ESG领域，我国特别关注新能源和新材料在食品、农业、健康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应用。尤其是能源转型方面，人们追求科技创新，但很少有人关注到储能问题。例如，我国广泛使用的锂电池寿命相对较短，迅速被淘汰，导致大量废旧锂电池需要处理。这可能在未来几年成为一个大规模的回收难题。清新资本与“万物新生”等公司合作探讨废旧锂电池的回收和再利用，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更好的方式来回收废旧锂电池，以减少环境污染，并实现更好的循环经济。在能源利用方面，我们需要更高的效率。在新能源生产的整个过程中存在着高风险，包括生产和运输过程。无论是氢能、地热能还是风能、太阳能等，都伴随着能源效率问题、风险等各种挑战。通过ESG信息披露平台，投资人可以获得更深入的洞察，关注早期项目，发掘更好的投资方向和前景。

中国企业如何通过ESG降本增效

EqualOcean：总结下来，棨恒科技目前主要提供三类服务。首先是洞察型信息服务，其次是通过数据和工具帮助企业管理其ESG足迹。最后，整合资源，为金融机构提供支持，帮助他们做决策。中国企业在整体进程中，对于这套方法的接受程度如何，是否意识到有这种需求？是否有成功案例可以分享？

王恩伯：目前，关注ESG的企业主要是在海外上市或上市型企业，过去主要聚焦于私募创投行业。中国的上市公司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ESG有了解但原本没有相关需求的私营企业，受欧盟监管要求的影响，需要提供披露给供应商。然而，这些企业并未意识到ESG需要进行重复性、年度信息披露，以发现并提升自身问题。这是直到我们达到碳中和目标，都需要持续去坚持的事情，会变成额外成本、额外理念，每一年都需要披露这些方面的财务状况。但这也会给碳市场的成长带来积极效应，会成为更强的动力，激励企业进行信息披露。同时也会先有监管，监管希望有市场激励，大家都有更好的目的性去做这件事。

总体来说，中国企业在面对这一问题时表现得不够积极，也没有系统性地看待。但这也是一个相对潜在的市场需求。在美国和欧盟市场的发展中，我们看到国际项目在监管收紧时制造了市场。随着市场变化，会产生更为切实的需求。我们的服务旨在减轻投资机构或企业在这方面的人力成本，通过平台进行数据收集、追踪管理，识别潜在风险问题。因此，这一市场仍有待培养。

EqualOcean：可能需要更多教育、曝光，以及政策的驱动？

王恩伯：我认为是政策的推动和企业自身意识的建立。政府虽然会有监管，但初期企业可能想逃避监管。很多企业和机构需要正视这一问题。若无监管，再教育也很难有好的激励作用。在这个空间中，我们最近甚至不会讲“降本增效”，因为增效是长期效益而不是短期效益，而客户看到的更多的是短期的效益。在这方面中国企业更强一点，还是需要上层的监管，我们相信这条路是我们中国经济想要高质量的发展的必经之路。而且我们在这一点上还是要做到有对外输出的空间。

其实，在“一带一路”峰会后，一些国家型银保监体系的机构已经着手制定更严格的绿色“一带一路”指导方针，以规范中国在一带一路项目上的投资和金融活动。这反映了中国的方式正在输出，但为了更好地输出，我们首先必须在本土市场做好。

EqualOcean：正如您提到的，可能很多企业现在都还是在看眼前的利益。许多企业面对未知风险，在黎明前的黑暗就躺倒了，但可能迈过这个点，正向的反馈就会越来越好。

王恩伯：新能源和新材料投资存在一定风险，特别是对于在技术上进行改变并在这一领域创新的初创企业。由于人员有限，虽然一些企业获得了丰厚的产业资本，但大多数可能在初创阶段面临巨大压力，通常被形象地称为“Death Valley”。因此，在ESG公司或者实施ESG的其他公司中，商业逻辑仍然是关键。它们不能只关注社会责任，而应注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并追求有回报的投资。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不应仅为了符合ESG而盲目地去追求ESG特性，否则可能演变成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ing）。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可能更关注公益慈善方面，例如服务残疾人和老年人。这类企业在评估自身影响力时通常更注重社会效益，而不仅仅是财务回报。对于投资者来说，定期对ESG投资组合进行衡量和评估至关重要。在ESG领域，像Patagonia这样将大部分利润捐赠出去的企业在全球是独一无二的。这些头部企业拥有资本和利润空间，能够从事这类慈善活动。

因此，ESG投资有两个主要方向：一方面，大型企业需要在其供应链中支持中小型企业，但这要求中小型企业对其底线思维进行有效整理。在中国，企业必须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体系和完善的管理机制，这对于成功实施ESG策略至关重要。对于投资机构而言，同样需要关注公司治理和管理的体系。另一方面，影响力投资强调的是企业的社会贡献度，而不仅仅是强调财务回报收益。这种投资方式符合国家提倡的共同富裕理念，也是一种利益考量。在这两个维度上，企业更有可能取得成功，投资者或企业可以灵活控制相应的度。

我们提供的ESG信息披露，就是为企业提供一个基准，达标就好；能做到更好，那就是企业站在战略维度，通过此为品牌效益和财务回报都带来加分。在 TCFD 为基础的IFRS S2的信披上，作为工具，能够帮助到企业或者投资机构，看到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时候，遇到的物理风险是什么？转型风险是什么？怎样去做好降本增效的管理？需要进行怎样的转型的投入？去规避到你这个转型性的风险。

在这方面，一些人可能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只需关注“碳”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除了碳排放外，还有自然资源、水资源等多个方面需要考虑。许多行业，如芯片和医药，属于高水耗行业，其挑战可能不仅限于二氧化碳排放，还包括含氟气体排放和水资源利用。通过考虑用水成本计算，并进行节水改造，企业可以实现正向效益，同时获得更多绿色金融的支持。先前案例显示，类似企业每年通过节水可以实现300-500万元的开支节省，而实际投入只有100万元，且获得的借贷利率相对较低。在这个领域，这种改造能够在短期内显著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EqualOcean：确实，您刚才提到的最后一点印证了您之前提到的，这个职能更多地被归类为CFO这样的职位。

王恩伯：是的，我们更倾向于将这个责任纳入CFO的职责范围，并由CFO进行整体统筹，通常还包括IR部门。这种安排有助于更好地推动这个议题。实际上，IR的一些方面也涉及到企业品牌建设，如果企业真的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他们很可能会将其归属于CFO的职责，并在实践中更有力地推动这一工作。

可持续道路案例：达能与开云

EqualOcean：您提到的Patagonia品牌，对于这个品牌来说，ESG等于是赚足了吆喝，也赚足了钱，这两者都非常好。用高调的ESG举动获得了很高的品牌溢价，这可能是真正实践ESG对企业的其中一项好处。那对于其他企业来说，实践ESG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切实的好处呢？有什么样的案例可以参考？

王恩伯：Patagonia是一家成功建立了强大社群的企业，创始人的耐心推动和对户外运动的热爱使其在中国区拥有很强的用户黏性。然而，这个案例并非易于复制。我能分享一些涉及消费类企业的案例。当我最初从事可持续发展工作时，有两个典型案例融入了企业战略理念，一个是达能，另一个是开云，后者现在是全球第二大奢侈品集团。

达能现任主席同时也是ISSB主席。大约在2000年左右，由于过于强调ESG和impact理念，他被董事会排挤出去，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公司业务的发展，因为达能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许多互联网经济的新增长机会。

达能和Patagonia有相似之处，早期创始人就注重impact和ESG理念。早期，达能涉足欧洲的奶制品和饼干等多种消费产品，面临着供应链的复杂性问题，特别是对于奶制品的奶源管理。在欧洲，奶制品的来源主要是独立的农场主。达能在企业战略中不断深化，实践了如何更好地管理这些奶源、维护畜牧过程中的可持续发展、对农场主的社会责任体贴、建立公平的采购链等问题，这也是企业运营的高效体现。

特别是在消费品领域，企业注重可持续发展理念，包括供应链、采购到品牌管理等方面。他们早早地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品牌管理，捕捉到消费者对可持续发展、绿色和健康的关注，并建立了品牌溢价能力。在2010年左右，达能通过收购和剥离等手段，脱离饼干业务，更多聚焦于植物基产品，如豆奶，并提升供应链机制和冷链管理，以及加强减碳工作，建设更好的社区社区和维护森林观念，坚持保持在市场上的高端地位。这是战略层面的优势。

近期达能的一些失败体现在过于强调对高端市场的追求，而忽视了数字化等方面的发展，导致失去一些关键的重心。管理层中有成员被替换，不过，新的管理层继续加强了可持续发展和有责任的供应链，公司仍然秉持着以impact为主的理念。我服务了该项目多年，很开心能看到达能在可持续领域的持续投入和成长。

另一个案例是开云，开云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是通过不断的并购来实现的。当年，他们成功将彪马品牌纳入旗下，而彪马早在2006年就开始致力于可持续的供应链。在收购后，开云深入将区域供应链与企业社会责任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集团控股型公司，他们努力寻求更好地管理旗下品牌，尤其是在奢侈品和时尚领域，这是一个碳排放非常高的行业，时尚行业在全球的排放中占据第四位。开云致力于在此方面进行更好的管理，可以作为一个商业参考。他们一直参与并购，成为相对于LVMH的后来者。

他们的成功原因在于充分利用了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化到了女性议题，以及更开放型的公司治理等。在2010年左右，他们设立了可持续发展官，一位曾任法国环境部长的专业人士成为首席可持续发展官，负责全球政府关系，为开云在这方面提供更深层次的支持。从供应链开始，他们实现了企业内部管理的统一，这是并购公司最大的挑战之一，也成为一个抓手。

此外，可持续发展议题也是开云与LVMH在过去二十年在品牌层面进行差异化竞争的一部分，使其在这个领域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关于如何打造品牌，尤其是奢侈品能够在时尚领域保持品牌为主导的消费类型，是开云在过去二十年与LVMH在品牌层面上进行差异化竞争的一部分。

最近，开云也逐渐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深化到可持续金融的管理上。在财务管理方面，他们要求所有品牌符合一定的可持续金融标准，强调了他们从供应链到品牌再到设计领域的全面管理能力。

通过并购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引入供应链，并深化到企业内部的管理层，建立可持续发展观，并将其融入品牌的创意和品牌管理中，开云取得了品牌的差异化竞争优势。他们在企业治理层面的不断深化，例如将首席可持续发展官与政府事务对接，以更好地与本土关注点相结合，也将可持续发展扩展到金融管理层面。这一过程进一步强调了他们从供应链到品牌再到设计领域的综合管理能力。

EqualOcean：确实，这两个案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对于企业，从达能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建议，即企业需要将ESG融入其核心业务，并与数字化和智能化相结合。正如之前提到的，达能的失败可能是由于过于强调效益和效率，导致与数字化发展脱节。因此，对企业的反向建议是将ESG与数字化和智能化相结合，以促进业务增长。从开云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向企业提供一些实践方法，即将ESG整合到整体治理架构中，包括处理本土议题。他们成功引入法国环境部部长作为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并与政府事务对接，以更好地满足本土关注点。这为企业提供了在ESG实践中更全面的管理方法。对吗？

王恩伯：是的，开云在大中华区的负责人是我的学姐，她具有很强的可持续发展背景，并在国内筹集了一百多万欧元的基金，进行政府关系管理。开云的案例对于大型集团化管理的企业尤其适用。在进行管理统计时，通常从供应链或工厂着手。当前，许多头部企业在全球拥有多个工厂，实现这些工厂的统一管理并使其绿色化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旦成功实现工厂的统一管理，就需要逐步与品牌管理结合。随着品牌的提升，企业将获得更多效益，从而提升到更高的管理层次，实现全面整合绿色金融，增强公司治理效能。

达能的案例提醒我们，企业在自我管理并深入涉足ESG层面时，需要平衡效率和ESG的关系。达能可能并非过于注重效率，因为上市企业普遍关注效率和绩效。问题在于过去管理层过于强调impact，导致偏离ESG本质。达能过多关注与财务收益挂钩的方面，忽略了在其他领域寻找优秀人才，或看到数字化可能性。此外，对于消费类产品，他们面临的是电商化问题，这是许多消费品企业在电商化结构中普遍面临的挑战，而达能未能迅速进入电商领域。总体而言，达能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成功后仍需时刻保持开放眼界，将可持续性、影响力或ESG理念融入企业的其他方面。在中国企业的情境中，电商化并不是问题，因为当前中国主要以原生电商企业为主。

数字化创新碳方案

EqualOcean：感谢您的精彩介绍。请问，您提到KEIRON棨恒科技的项目在国际上可能缺乏特别多的创新性，因为国外的发展相对较为成熟。那么，针对国内、中国企业以及中国本土市场，这个项目有没有一些更具吸引力的方面呢？或者说，业内同行还有谁？

王恩伯：我们的项目在信息披露领域并不是特别具有创新性，但我们致力于将信息分析与AI模型结合，这是我们的创新方向。我们正在与潜在合作伙伴交流，摄取数据并将其融入大型模型，以探索在更广泛领域应用的可能性。我们在海外市场对标的两个项目也是我们的参考对象，一个是美国的项目，已融资超过两亿美元，专注于GPT方向的项目；另一个项目则从私募市场获取未公开数据进行管理。因此，我们品牌服务也在深化GPT的发展。

对于信息披露而言，欧美市场是一个强势的市场，而我们在国内相对较新。国内有几个值得关注的项目，其中妙盈是一个例子。我们与妙盈的区别在于，我们关注主动信息披露管理，而妙盈主要从公共数据中提取信息，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我们的平台利用独有的方法论，与不同的标准框架联合，使客户能够将输入我们平台的数据调整为其他数据平台框架标准的应用，从而减轻客户在填写信息过程中的负担。此外，我们也进行ESG评级和风险评级的工作，与商道融绿、妙盈的项目在这方面有相似之处。

而我们的优势在于通过信批的角度获取一些非公开性的数据，并采取了一些数据脱敏的措施。我们已经在数据平台上对国内私募头部基金过去近十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形成了市场型的基准。通过完成信批后的一系列工作，客户可以查看他们在所在行业的基准。潜在地，我们计划逐渐通过AI大模型的训练将其应用于ESG领域，为金融公司和机构客户进行投资风险或金融风险的辅助识别。在这个结构中，我们认为我们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具有相对较强的独特性，尤其在信息披露和风险评估方面。

EqualOcean：在国内，有一家名为碳阻迹的公司，他们的业务是否与我们有一些相似之处呢？

王恩伯：是的，确实有一些相似之处。然而，他们主要专注于碳核算，而在这方面，我们也提供相似的服务，帮助客户进行碳核算工作。首先需要了解整个ESG框架需要多少信息。在信披中，他们可能会涉及碳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核算。而我们则融入了更多的元素，不仅仅限于碳，还包括自然资源的核算等信息工具，从这个角度展开我们的业务。目前来看，我们并没有特别相似之处，而他们的业务可能只是我们众多环节中的一部分。

CCER重启后的未来市场之路

EqualOcean：今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近备受关注的一个话题，大约两周前，CCER在官方网站上发布了一套新的管理政策。您对于这次CCER的重启举措有何看法呢？

王恩伯：首先，CCER的重新启动是市场上一个重要的信号，表明官方机构重新关注这项工作。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之前持有的绿电配额的牌照，这项规定在市场上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核心问题是，我国目前仍然在其他行业存在一些挑战，尤其是在贸易方面可能与欧盟产生冲突，涉及到欧盟的CSRD等不同规范以及项目监管等问题。在其他行业，例如水泥、钢铁和原材料领域，以及许多公司希望在国际市场上扩展业务的情况下，如何认定其绿色低碳标准仍需进一步探索。相对而言，一些行业如钢铁和铝等可能会相对较快形成标准，最近的走访结果显示，一些领先企业已经做好了一些准备。

最后，互认问题是关键的议题。国际贸易的性质以及如何突破监管空间，使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实现更好的贸易合作，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如何更好地与欧盟进行协商和博弈，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在这个过程中，CCER提出的衡量标准成为市场上的一种衡量标准，但要实现更好的贸易仍需要更多的努力。希望通过这一过程，我们既能保护本国企业，又能够提升企业进行绿色低碳转型的积极性和激励机制。

EqualOcean：是的，实际上，CCER的这次重启，可能旨在提高我国在国际碳市场上的议价权或者影响力。可以说，这只是其中的一步，但确实是迈出的第一步。

王恩伯：对，确立标准是第一步，但定价和溢价的策略至关重要。目前，国内许多碳交易市场普遍看好欧盟的高价，因此在国内市场碳配额完成后将其销往欧盟。由于绿色问题涉及到金融监管，牵涉到利益和高需求，与欧盟的谈判显得尤为重要，这也取决于国际关系，例如最近气候代表之间的交流。这是大国博弈的一环，会直接影响国家的竞争力。

在减碳的过程中，中国仍有20%以上的煤电存在，因此中国如何更好地探索气候变化和碳的衡量标准成为一个政治化的议题。碳交易属于服务贸易的范畴，建立国际开放的碳交易市场需要在保护国内企业的同时激发竞争力。之前CCER停滞可能是为了保护企业，尤其是那些没有准备好转型的企业，以免对我国经济造成伤害。宝武最近在智能绿色工厂方面成为标杆，在碳中和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这显示了对产业的保护。然而，一些私营企业客户可能没有深刻认识到，市场开放后可能对私企自身造成伤害，这最终涉及到企业商业决策，可能会影响其竞争力。

EqualOcean：确实。将这些理念付诸实践，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王恩伯：是的，我认为从ESG到碳的发展过程仍然是由上而下的。尽管我们现在可以进行一些碳交易，但市场规模相对较小。目前，碳交易市场的规模还远未达到像自由贸易一样在国际间充分发展的水平。尽管市场规模在未来几十年可能会巨大，达到2500多亿，但在目前看来，它尚未成为像自由贸易一样在国际上轻松穿梭的市场。在缺乏自由贸易条件下，碳市场的能力相对较弱，相对简单。目前，主要局限在我们国家内以及跨省之间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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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海全球化百人会GGC100

出海全球化百人会 GoGlobal Committe of 100（GGC100）是由EqualOcean联合上百名知名企业家、投资人、学者共同发起的组织，于2023年6月正式启动。截至目前，"百人会"已经聚拢了超过300位分布在全球各地的企业创始人/C级高管，以及投资人、学者专家，致力于在全球各地，为各行各业的中国企业构建生态协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