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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5年4月2日，美国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34%关税，并对多国商品征收10%-20%附加税，特朗普将其称为“解放日关税”。中国在4月4日迅速反制，宣布对美商品同步加征34%关税并启动出口管制。4月7日，美股三大指数下跌超5%，恒生指数暴跌13.22%，日经225跌7.83%；4月8日，纳指一周累计下跌13.3%4月9日，美国最终对中国产品累计关税达到104%。
Trade War
作者：徐博韬
实习生：张乐词
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全球化正在从经济理性走向地缘政治主导的新阶段。
此次冲突，不再只是贸易摩擦，而是关乎全球价值链主导权的博弈。而中国企业所要面对的，也不再只是某一市场的风险波动，而是如何在全球规则持续重构中，生存、应变、并保持向上的可能性。
这一轮关税政策不仅重塑全球价值链，还对企业层面，尤其是中国企业“出海”战略产生深远影响。
而EqualOcean在这几天内与众多企业，学者，以及北美本土采访中总结出了以下三个重要洞察：
（一）全球化供应链的重构下，“欧美”一词成为了过去式，美国单边主义盛行下，中美国债关系将何去何从。
（二）中国企业出海，将从“经济性行为”转变为“国力竞争行为”
（三）美国的全球关税将成为中国的一剂“刮骨疗伤”，逼迫中国产业的内循环与改革步伐。
全球化史上的一个重要拐点出现了
大胆猜测一下：特朗普逐日对中国关税加码，其实是为了逼迫我国通过贩卖美国国债来换取让步？
从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发自2025年4月8号凌晨的文章来看，若是想要客观理解特朗普加码全球关税举措的真正原因，我们需要注意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货币/经济秩序正在崩溃，因为现有债务太多，新增债务的速度太快，而资本市场和经济依赖于这种不可持续的巨额债务支撑。这种债务之所以不可持续，是因为存在严重的不平衡——
一方面是欠债人（例如美国）债务负担沉重，却还不断举债来满足其过度消费，因为它们对债务上瘾；
另一方面是债权人（如中国）已经持有过多债务资产，并依赖向这些欠债国家（如美国）出口商品以维持本国经济。
巨大压力要求对这些失衡状况进行某种形式的纠正，而这种纠正将以重大的方式改变货币秩序。”
而现有的全球货币以及经济秩序，是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超级全球化的一个结果。它既是全球生产分工形态日益网络化和复杂化的体现，也表现为一种新型的产业治理模式，决定了价值链中谁拥有控制权以及价值和财富如何分配。
日益复杂的全球价值链大大增强了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和竞争性，同时也成为脆弱性的根源。全球供应链的发展和深化导致了“吉尔平困境”的出现：它在帮助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扩大全球市场规模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制造着自己未来的竞争对手。
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加强经济自主性来降低自身在全球供应链中对其他国家的依赖程度，就成为各发达国家在新的地缘政治经济时代的战略选择。
而当我们回顾中美贸易历史：
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从“接触+防范”政策，到“脱钩+遏制”战略，而现如今“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
自中国加速全球化之后，欧美曾经对于中国使用的主要策略为：
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开始试图通过积极的“政策工具”组合推进所谓的生产回流、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以此重新设计供应链，构建一套新的安全、有弹性的全球供应链体系。
欧美的这套“政策工具箱”又是什么呢：
产业政策，投资审查，出口管制，进口限制，其他不常用政策包括：对外投资限制、实体清单等
然而，在此过程中，欧美始终存在着重要分歧：
美国主要强调通过追求国家自主性来保持军事和技术霸权的目标，因此，对于美国来说，经济自主性是手段。
欧盟则希望在中美大国竞争中通过开放的战略自主政策实现自身的经济自主性，事实上，欧盟并没有将维护对中国的军事优势和技术领导权作为其安全或中国政策的目标。因此，对于欧盟来说，经济自主性则是目标。
这对“欧美”现如今的博弈格局埋下了重要的导火线，随着俄乌，解放日全球关税加码等事件，这条路也彻底撕破了欧美之间最后的体面。
但是这些对于企业以及特朗普加码关税有什么关系呢：
全球化的崛起，其实也是代表着地缘政治经济博弈的兴起，而这其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矛盾点：
则要求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全球市场份额扩大为目标的企业利益（经济）
必须服从于维护所谓经济自主性甚至国家霸权的国家利益（战略）
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不一致性问题。
如果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那么两者的合作将会起到力量倍增器的作用。相反，但如果两者利益不同甚至相互对立，那么政府试图以战略理由削弱和侵犯企业的自主权和全球影响力，则会遇到强大的阻力，这些企业可能会全力利用各种资源来寻求限制政府行为对其业务的影响。
这最后的爆点则是：特朗普试图通过全球关税，来解决其在全球化经济下的“吉尔平困境”。
并且保持其军事和技术霸权的目标，而这一目标则是通过加强美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经济独立性而实现。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不仅仅是为了遏制新兴国家企业尤其是中国企业的经济和技术发展，也是为了整合美国本土企业的供应链。
达利欧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同时将会刺激中欧经济贸易关系，世界经济从中美欧的三国格局，变成二元格局即美国体系vs中国+欧盟体系。
欧洲，在这一时刻成为了两大强国博弈下的关键玩家，若是欧洲与美国再次联合，与美国联合单点突破中国新兴市场盟友，这将成为中国企业的噩梦。而2025年5月29日的全球英国贸易博览会的会议，企业主和学者们可以通过此类会议和本土议员以及政客深度探讨欧洲政府接下来的动态，从而弱化风险。
中国企业出海，将从“经济性行为”转变为“国力竞争行为”
取而代之的则是，中国企业的出海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
过去，它更多被视为寻求市场、优化供应链的经济性行为；但如今，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的剧烈动荡正将其推向“国力竞争”的前沿地带。尤其是在中美竞争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全球跨国企业正越来越多地被美国政府作为遏制中国国力的重要抓手。
这不再是单纯的市场博弈，而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能力、资源、话语权的较量。零售、纺织、化工等行业的动态变化，正在不断释放出这种结构性变化的信号。
零售行业：全球消费体系中的“剪刀差收割”与中国的战略防守
零售行业一直是美国资本输出、控制全球供应链的典型战场。早在特朗普政府推动关税政策之前，沃尔玛等巨头就已开始在中国“倒逼降价”，转嫁其全球运营成本。
2025年3月，沃尔玛因压价要求被中国商务部约谈，背后却是更深层的全球定价权争夺。
山姆会员店继续在中国市场扩张，靠高端会员制提升利润率；
沃尔玛则通过庞大规模与供应商压价，将成本压缩转化为美国消费者的低价红利。
这背后构建出一种“剪刀差模型”：在中国压低采购价，在美欧市场获取高溢价，形成实际上的利润抽取机制。 这不是企业间的简单博弈，而是美国用跨国零售企业，强行调整全球价值链权力结构，中国企业面临的是“定价权丧失”的战略挑战。
纺织服饰行业：贸易政策成为美国迫使国家让步的“武器系统”
纺织服饰产业长期以来是亚太制造的标志性领域，但在特朗普政府重启贸易战逻辑后，这一产业也开始逐渐成为特朗普政治工具化的本质。
当美国宣布对越南服饰品征收46%关税后，越南资本市场瞬间崩盘。特朗普仅凭一通与越南领导人的电话，即迫使越南在数日内“主动谈判”，并“愿意以0关税换得贸易协议”。
以耐克为例，其鞋类产能严重集中在越南（51%）与印尼（25%），精准命中美国的税收施压点。 如果要规避重税，耐克将不得不在18个月内转移超2亿双鞋的产能——这几乎不可能完成。而当特朗普“通话达成初步共识”后，耐克股价盘中立涨5.25%。这表明，美国对国家的关税施压，也是在“救本国企业”。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安踏在内需驱动下，2024年首次在营收和市场份额上全面超越耐克。本土替代并非简单的市场反应，而是中国企业在“非对称博弈”中寻找战略缝隙的主动作为。
同时，欧盟在此次全球贸易重构中的立场更趋“独立”，多国并未追随美方关税逻辑。对于出海中的中国服饰企业而言，欧洲市场将是下一个战略增长极，不仅是增长，更可能成为“战略对冲”的战场。
化工品：供应链全球化退潮下的技术竞争战
相比于消费品行业的价格战与供应链重构，化工品出海正在直接面临“技术与原材料控制权”的硬博弈。
以塑料制品为例，美国自2018年起对中国加征25%关税，拜登时期进一步叠加至超过80%。2024年新一轮追加关税，白宫甚至直接声明“现有关税基础上叠加新税”，形成层层累进的重税机制。
这不仅意味着出口利润被严重压缩，更反映出：
美国试图通过政策手段遏制中国在中低端原材料、加工件上的全球主导地位；
中国的回应，不再只是“寻找新市场”，而是重构出口结构与提升高端产品份额。
数据显示，2018-2024年间，中国对美化工品出口份额整体下滑，对塑料及橡胶制品（HS 39和HS 40）出口比重分别下滑了6.26%与8.32%。而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开始加强对中东、东欧、拉美等地的市场拓展和本地设厂布局，进行战略资源再分配。
这这也不再是“经济优化”，而是规避地缘博弈、突破技术卡点的系统化应对。
但是“天塌不下来”，日子还是要过，饭还是要吃：
美国自诩为“海洋文明为核心的大陆型文明”：依靠海权和强占领地来保障全球市场准入，构建遍布世界的供应网络。
中国作为大陆国家，其历史战略更侧重于“内聚发展”与地缘陆权延伸。2020年以来，中国提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体现了大陆型文明在面对外部风险时的内修倾向。
美国此次全球关税使中国能以此为契机深化国内改革，其全球竞争力将在中长期更进一步。通过建立更强的本土市场，中国企业可以实现规模化、迭代产品，并在此基础上再走向国际。
历史上，日本与韩国在遭遇贸易冲突时，亦采取“内修升级”的策略，最终打造出在全球具有主导地位的企业。中国似乎正在复制这一路径。
例如，在受到美国对通信设备制裁后，华为转向专注国内市场（部署5G、开发鸿蒙系统），保持高强度研发投入，并在2023年推出搭载国产7纳米芯片的智能手机。
这种适应性表明，关税实际上推动中国企业变得更加自主、高效与创新——这些特质正是提升中国在“非美国主导体系”中全球竞争力的关键。
中国企业的反应速度远远快于外界想象。
在加税消息公布次日，一家专注于产品线迁移和自动化产线搭建的企业便迅速收到一笔来自美国客户的订单，金额高达一千万元人民币，协助其在美国本土建立一条水杯自动化产线。尽管美国本地建厂成本高昂，但客户依然选择“本地制造”，背后的动因已经不再是成本考量，而是为了规避风险。
这也意味着，中国企业如果能提供本地建厂能力+系统集成解决方案+自动化改造能力，反而可以在这轮危机中找到向上延伸的新机会。
与此同时，那些已具备全球布局能力的成熟企业，则表现出了强大的风险吸收能力与市场多元化逻辑。
来自深圳水贝的一家银饰头部批发商反馈，美国加税后客户要求其分摊税负、压缩工费，导致全部美线业务陷入停滞。但该公司表示，美国市场仅占其整体营收的13%，主力订单来自印度和土耳其。这样的全球客户组合设计正是企业对地缘波动的系统性应对结果：不押注于单一市场，而是以全球视角构建抗风险结构。
在制造端的核心产业链领域，冲击则更为直接且复杂。
常州市电池技术协会秘书长孟星华博士指出，其熟悉的多家新能源企业普遍感受到此次关税升级带来的实质性压力，尤其是那些与美国市场深度绑定的企业。
在清明节假期期间，多家企业迅速进入“信息收集”与内部决策准备阶段，虽然目前整体处于“观望+准备”并行状态，但部分企业已经启动高层级别的日度会议，密切跟踪政策与市场变动。
其中一些企业早在此前的多轮贸易战中就进行了结构调整，比如将原本60%的对美出口比例压缩至50%以下，并将市场扩展至日韩、欧洲等其他区域。
更重要的是，部分企业已与客户达成“共担加税”的合作共识，以“基本不亏损”为底线维系长期供需关系。这种共担机制的出现，也说明了长期合作信任与市场黏性正在成为企业对抗外部冲击的重要护城河。
但是最令人振奋的则是，某些高端技术制造业，因为技术垄断，成为了美国本土企业的唯一选择，随着关税加码，其美国客户被迫承担所有关税甚至需要支付一部分“精神损失费”。可惜，这类企业只是中国的极少数玩家，而美国也在加码“国产替代”。
尽管如此，企业是否需要在海外建厂的问题上仍未形成定论，多数选择继续观察政策落地后再做结构性决策。
EqualOcean认为，接下来中国企业与海外政府的本地化政策要求如何匹配，将成为企业需要重中之重的研究。当前阶段，多数企业应准备多个备选方案，既不贸然扩张，也不轻易收缩——这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战略保守，而不是消极等待。
在宏观产业层面，一线观察者邹叔（GlobalHub创始人、华狮出海CEO）指出，这轮关税对中国传统强势行业造成实质性冲击，首当其冲的包括消费电子、纺织服装、新能源和家电领域。
苹果供应链上的企业如立讯精密、歌尔股份已感受到出口毛利下滑与订单外流的双重打击；
纺织行业中，恒源祥、雅戈尔订单部分被越南和孟加拉“抢走”；
光伏企业如隆基绿能则因美国叠加反倾销税，被迫在马来西亚建厂，但同时面临建厂成本过高和客户重新议价的利润压缩问题；
而家电行业企业更是直接陷入“涨价or亏损”的艰难抉择。
他指出，许多企业为了应对早期贸易摩擦，曾选择在越南、印尼等地设厂，但如今这些国家也成为美国加税的对象。例如美国对越南电子产品加征46%关税，使得“越南制造”难以继续充当转口套利的跳板。同时，美国还强化原产地规则，要求产品实现“实质性本地制造”，而非仅在越南完成组装。这种制度门槛的抬高，将倒逼企业提高东南亚工厂的本地采购率、雇佣率、人员结构合规率，间接提升了整体运营成本与复杂度。
在这样的结构性挑战面前，中国企业的应对策略也在发生深刻变化。邹叔指出，中国企业必须建立“三角产能网络”——即“母工厂设在中国、生产转移到东南亚、备份节点设于第三国”，这种“分布式抗风险系统”将成为未来全球制造的新范式。
同时，也必须正视原产地规则的严苛化与数字合规化趋势，例如通过区块链溯源系统、技术授权合作模式、白手套式控股结构等，提升制造透明度与政策适配能力。
最终EqualOcean认为，这轮全球制造逻辑的重构，并不只是贸易战的延续，而是：
“围绕全球价值链主导权展开的一次系统性重新编程”
美国借助跨国企业与关税杠杆，试图将中国企业“排除于规则之外”
中国企业则需要从“成本领先”转向“规则适配力+技术自主权”的双轮驱动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会押韵
今天的中国企业正在学会穿越风险的逻辑——不是回避风险，而是将风险内化为进化的能量，以更强韧的姿态，进入下一轮全球竞争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