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79年建交以来，中美关系整体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然而近年来，随着双方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竞争升级，以及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不断提升，中美关系愈发进入紧张状态。当前，业界普遍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到达了一个关键时刻，双方之间的贸易战、科技战、安全战和舆论战等方面的博弈正在为全球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局势带来不确定性。

摇摆不定、一路走低的对华态度

针对美国人对中国看法的研究可以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在1957年《我们思想上的划痕》一书中，哈罗德·艾萨克（Harold Isaac）展现了美国精英对中国的看法。通过对181位学者、记者、政府官员、商业领袖和传教士的深入采访，艾萨克发现，大多数受访者对中国的了解不够充分，也不够深刻，显得过于简单和易受影响。

不同人群对中国的看法不同，但总体负面

皮尤研究中心在2015年进行的调查显示，美国受访者对中国的看法偏负面，仅有23%的受访者对中国抱有好感。而刊载在《当代中国》期刊上的一篇文章《从旁观者的角度：中美如何看待对方》，针对美国普通民众对华态度进行了进一步分析，与皮尤的调查结果一致，美国受访者对中国的看法偏负面，只有21.7%对中国有好感。

从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等细分指标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年轻人比老年人对中国更有好感；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不太积极；生活在农村地区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持负面看法；美国男性相比女性对中国的态度更加正面。除此之外，国际旅行经验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超过40%的曾去过中国的美国受访者对中国持有积极态度，相比之下，从未去过中国的受访者对中国的好感度不到20%。

美国受访者中，认为中国是合作伙伴的占32%，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的占37%。在认为中国是合作伙伴的美国受访者中，有12%对中国持有积极的态度，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的美国受访者中，仅5%对中国持有积极的态度。从议题上来看，美国人较为关心中美网络安全、人权、环境&气候变化、知识产权这几个议题。

什么影响着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

美国人对中国的第一印象通常是什么？EqualOcean研究发现，美国人对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和风土人情抱有很强的兴趣，对食物、人民、文化和历史等方面持有积极态度。此外，他们也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进步持乐观态度。然而，美国人普遍认为中国存在污染、政府、人口众多和人权侵犯等问题。

总而言之，美国社会对中国文化采取积极态度，而对中国的治理水平则持负面态度。有趣的是，“产品”和“廉价”这两个词分别出现在谈到中国的正面和负面的联想中。

积极的印象主要来自于中国提供的实惠产品。例如，一些美国受访者典型的回答包括：“他们制造了许多我们今天使用的产品”，“我们从中国购买了很多低成本产品”，以及“他们在中国销售商品以更低的价格并将其带到美国”。因此可以得出，中国的低成本产品是一个双刃剑，虽然能够获得美国消费者的青睐，但负面的印象主要来自于对这些产品的低质量和背后廉价劳动力的担忧。一些典型回答包括：“他们出口的许多商品很廉价也很脆弱”，“大多数产品质量低劣”，以及“这些产品使用廉价劳动力”。

自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也对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印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美国公众对与中国的国际贸易表示高度支持 (76%) ，但他们对美中贸易战的看法却有很大的分歧。超过40%的美国成年人支持与中国的贸易，但反对贸易战。稍微少一点的人对与中国的贸易有着更多关于经济方面的激进观点，支持贸易和贸易战。同时，不同美国人的政治身份，以及其对中国及其政府、人民和文化的看法与其对贸易战的态度密切相关。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近进行的社会调查，在最近的贸易紧张局势中，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急剧转向负面，在2019年春季和2020年3月，分别有60%和66%的受访者报告对中国持不利看法，这是过去15年来的最高负面评价。毫不奇怪，美国公民态度的变化与特朗普政府更加对抗的政策相吻合，表明美国政策和公众意见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旷日持久的贸易战的影响将远远超出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进一步影响到世界秩序。

对华政策呈现整体遏制方向

两党秉持大方向敌视，小范围合作的对华政策

2016年共和党上台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受到全球关注。共和党与民主党在大方向上都对中国采取打压与敌视的基本政策，包括特朗普时期发动的中美贸易战，以及拜登时期拉拢盟友炒作的涉疆涉港议题等。

在过去的几年中，美国在对华政策方面实施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包括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和对中国技术公司实施制裁等。这些政策进一步导致了中美的对抗，引发了两国之间的贸易战，也对两国关系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随着拜登于2021年1月就任总统，民主党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基本定位和对华政策基本思路，同时试图打造对美国更有利、更可持续的对华竞争战略。

拜登政府下，中国面临重重挑战

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基于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同时认为中国是唯一一个有潜力来整合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发起持久挑战的国家。因此，美国对中国的目标是应对一个更强大、更自信的中国所带来的挑战，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和支配性影响力。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主要以竞争为主，兼顾必要的对抗和可能的合作。作为民主党政府，拜登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回到奥巴马时期的政策轨道，而是继承了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这反映了过去几年美国对中国政策环境的巨大变化。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具备“准冷战”特征，包括对华战略竞争的多个方面，涵盖了价值观和制度层面，以及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层面。随着中国发展和治理优势的凸显，以及美国制度问题的暴露，拜登政府必须证明美国体制的优越性，赢得体制之争中的胜利。

特朗普政府由于想要改变美国对中国的现有政策框架，因此其对中国的政策具有颠覆性。而拜登政府在制定对中国的政策时，受到了一系列的心理和认知因素的影响。他们担心中国会视其为弱势政府，担心中国会认定美国在衰落，还担心共和党会攻击他们对中国的软弱态度。因此，拜登政府一再强调，美国应该从实力地位出发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并一再提醒中国不要误判美国的走向。他们在话语和行动中竭力表现出对中国的强势和强硬的姿态，以显示出对华政策的对抗性。

中美关系未来走向

方向一：美对华遏制态度不变，但愿寻求合作机会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吴心伯认为未来一段时期（当前到2030年左右），中美关系走向将受到两大结构性因素影响。第一个因素是两国国内政治。美国方面的霸权思维、地缘政治偏好、意识形态和种族偏见等因素将继续影响美国政府对华态度，可能导致对华敌视情绪加剧。在中国方面，随着对自身发展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中国对美国的负面观感和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抨击也会更加坚决。第二个因素是两国力量对比和互动态势的变化。随着中美力量差距逐渐缩小，中国对美国的博弈实力将进一步提升，而美国的战略焦虑感将继续加剧。

虽然拜登在2021年表达了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但他很难将这个愿望转化为政策，原因有三：一是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限制，拜登政府不会有明显的对华政策调整，以免被共和党利用，而中期选举的可能结果将使拜登政府更加保守；二是拜登的外交团队总体上对中国强硬，对改善中美关系的态度消极；三是拜登本人在对华关系上没有强烈的意愿和领导力。中方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持谨慎态度，不会为了改善中美关系而作出让步或委曲求全的举动，这意味着中美关系将继续低迷。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基本思路和执政团队对华强硬姿态未变，因此在未来，美国将继续以竞争为名打压中国，并在一些问题领域施压和挑衅中国。但是，在应对气候变化、伊核、朝核和阿富汗等问题上需要中方合作，在经贸关系上需要与中国协调，而且希望离间中俄关系以打压俄罗斯，因此美国对华政策存在两面性。当中美关系紧张时，美国会谋求缓和，然后再紧张、再缓和，紧张与缓和交替的小周期会重复出现。拜登政府基于最严峻的竞争对手的认知竭力遏制和打压中国，中国则坚决抵制美国的遏制、打压和挑衅，双方都意识到冲突的风险不断增加，希望能够避免冲突。

方向二：冷战风险依然存在，中美应共同避免冲突

EqualOcean查阅西班牙《世界报》发现，在采访中，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表示，由于中美两国拥有相当的资源，"第二次冷战"可能会在这两个国家之间爆发。他指出，在第一次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之间并不存在这种对等性。此外，随着先进技术的发展，中美两国的破坏能力也同样强于美苏冷战时期。

去年9月，基辛格曾与时任中国外长王毅进行了会面，当时他就发出了中美关系已处于“冷战山脚”的警告。基辛格认为，虽然中国没有“称霸世界”的理念，但指望中国走上“西化”道路同样是不切实际的。相反，未来中国将变得更加强大，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不断升级。

基辛格强调，如果中美之间发生"第二次冷战"，将比第一次冷战更加危险，"中美之间的战争即使不会摧毁文明，也会让文明倒退"。他认为，美国和中国在防止灾难性冲突方面有着最低限度的共同义务。因此，基辛格呼吁美中应更充分地理解彼此，运用智慧、政治远见和历史经验，推动双边关系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基辛格还指出，华盛顿和北京已经成为对手，不能指望中国接受西方的要求。相反，两国应该采取建设性的措施，通过协商和谈判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他强调，中美合作不仅有利于双方，还能惠及全球人类。冲突和对抗只会导致灾难。因此，美中需要共同努力，确保两国之间的合作和稳定，这对全球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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