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回顾|碳金时代:双碳目标下的ESG与金融赋能

北美市场, China&Chinese 作者: 钱一如, 李玥涵 2023-10-07 12:10

“碳金时代”,是碳市场与碳金融的结合,更象征着碳市场将是一个蕴含着宝贵的机会的市场。

ESG

2023年9月27日晚20点,EqualOcean《出海全球化会客厅》直播间展开了主题为“碳金时代:双碳目标下的ESG与金融赋能”的深度访谈,让众多观众朋友对我国碳市场及碳金融的发展格局有了全新的认识,也引发了新的思考。

本期节目邀请到了伦敦大学学院(UCL)可持续基建转型首席教授、广东南方碳捕集与封存中心秘书长,梁希博士。梁博士也是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气候投融资专委会常委、碳市场专委会常委,碳捕集、利用与封存专委会副主任,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碳中和专委会副主任。他还是中国生态环境部组织的多个气候投融资项目的关键成员,曾主持多个亚行、世行项目,并参与开发了多项CCUS工作,比如已经建成的投资1亿人民币的华润电力海丰碳捕获测试平台项目。2013年,梁博士与中国能建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共同成立了国内首家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非盈利机构中英(广东)CCUS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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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直播对话实录,经EqualOcean编辑整理后发布。

中国碳市场:初步成就与阻碍

EqualOcean:首先,请梁博士简单和EqualOcean的朋友们介绍一下您的履历,以及您在ESG或双碳方向上的一些关注或者近况。

梁希:我的主要背景涵盖碳减排相关技术以及投资领域,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主要领域,首先是碳的广泛利用与封存。我自2005年开始进行碳捕捉、利用与封存(CCUS)相关研究,2013年与产业界展开合作,成立了国内首个碳捕捉、利用与封存中心。

第二项工作是气候金融和气候投资领域。当时,我在爱丁堡大学设立了全球首个碳金融学位专业,现在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许多学生在ESG和碳金融相关的重要职位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我们还密切关注汽车投资领域,与碳市场有紧密联系。这是因为碳金融产生了一些金融产品和服务,与碳市场相关。因此,我们致力于研究如何通过借鉴碳市场的概念,促进ESG、绿色金融和汽车投资,以便带来更多真正的高质量减排项目。

EqualOcean: 您在欧洲有多年的工作和生活经验,尤其在英国,尽管英国已经脱欧,但它们仍然是ESG的积极倡导者和投资先驱。欧盟的碳市场是全球最早启动的,无论从交易量还是交易额来看,都占据着主导地位。从全球视角来看,您如何评价当前国际碳市场的发展情况,中国目前处于哪个阶段

梁希: 国际碳市场涉及两个核心概念。首先,是国外的碳市场,例如欧盟、美国加州与魁北克、韩国以及日本等主权国家或关税区域的碳市场合作。其次,是全球碳市场,类似于过去在京都议定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

在前一种情况下,碳市场发展迅速,价格较高,尤其与减少汽车尾气排放的雄心计划密切相关。发达国家承担更大的减排责任,因此愿意采用更昂贵的技术来实现目标,导致减排成本较高,价格较高,市场交易活跃。

对于中国而言,碳市场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虽然自2013年以来,我们已经有了近十年的时间来开展试点碳市场,其中包括了8个地区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然而,两年前我们启动的全国性碳市场,作为政策工具,目前仍处于初步阶段。总体来说,碳市场的运作仍然非常良好。随着我们迈向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中国的碳市场将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市场数据,全球范围内有23%的温室气体排放已受碳定价体系的覆盖,包括碳市场和碳税等机制。未来,这个比例有望继续上升。

EqualOcean: 面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我们已经取得了哪些成果?

梁希: 三年前,大约是2018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愿景和目标后,我国各部委,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环境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等,以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采取了行动,制定了相关政策。这些政策为各个行业的转型提供了具体举措,包括工业、建筑、交通和农业等领域。

我认为,在这个政策框架下,碳市场和碳定价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市场机制或非市场机制,如总量控制和排放强度控制等目标,形成成本意识,将有助于加速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实现。作为工程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中国在这一工作中有着广阔的操作空间和良好前景。

EqualOcean: 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下,近几年我国的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有了一定的优化,高能耗、高排放、高碳排放的产业逐渐被淘汰或优化,未来发展前景应该更加光明。我国的碳市场正式上线并启动交易已经两年零两个月了,您如何评价我国碳市场自启动以来的表现

梁希: 我认为我国碳市场自启动以来,整体运行相对稳定,特别是电力行业作为首个被纳入的行业,企业开始思考如何减少碳排放,采用节能技术等,这对推动减排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整体来看,我国的碳市场是一个很好的政策工具,但仍有潜力可以进一步提升。这包括纳入更多行业,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寻找更低成本的减排技术路径来实现优化。此外,我们还可以探讨如何提高碳市场的活跃程度,开发碳金融产品,并为中长期价格提供信号。当考虑建设长期项目(如煤电厂或煤化工项目)时,不仅要考虑当前碳市场价格,还需要考虑未来30年或40年的长期价格。通过政府引导或碳金融工具,我们可以获得中长期的价格信号。这些都是未来需要积极探讨和考虑的问题。

EqualOcean: 全国碳市场的建立实际上是利用市场机制,将减排责任落实到每家企业,这是推动生态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然而,尽管数据看起来不错——截至9月26日,全国碳市场的累计成交量达到了2.85亿吨,累计成交额达到了139亿元,成为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但是与欧美比较——2022年,欧盟碳市场有15亿吨配额,93亿吨交易量,价格80欧元/吨,完成了7500亿欧元交易金额——我国碳市场的交易活跃度仍然是处在一个低位的水平。您认为主要的阻碍有哪些?

梁希: 如果将碳市场视为金融市场,那么目前的交易活跃程度显然还不足够,尤其是在金融市场中,流动性和价格发现功能尚未得到很好的体现。如果将碳市场视为政策工具,那么我们也可以理解,碳市场的活跃程度在不同阶段可能会有所不同,取决于企业对碳配额的需求。在履约期临近时,一些企业可能需要更多的碳配额,从而交易活跃度较高。然而,在履约期之外,企业的交易意愿可能相对较低。这涉及到几个因素。

首先,我们缺乏一些金融工具,如碳期货和碳期权,这些工具可以促进价格发现,提高市场的流动性。监管层面可能存在一些杠杆和风险问题,阻碍了这些金融工具的发展。

第二,我国的碳市场目前只允许控股企业参与全国碳市场,限制了一些个人投资者、专业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参与程度。虽然在一些区域碳市场试点中,金融机构和个人可以参与,但这一限制影响了市场的活跃度。

此外,一些法律和法规对碳配额的定义不够明确,这可能对金融机构和企业带来不确定性,包括在会计上如何处理碳配额、交易是否合法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逐步解决,以促进碳市场的活跃度。随着更多行业的纳入和新产品的开发,我相信我国的碳市场未来会逐渐变得更加活跃,类似于欧盟的碳市场。

CCER重启在即,对高碳行业发展有何影响?

EqualOcean: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是今年备受关注的话题之一。简言之,CCER是一种碳抵消机制,大型排放企业可以购买一定量的合成排放权来抵消其碳排放,这是一种市场化的经济激励措施。CCER于2012年推出,2017年曾暂停交易,已有6年。今年3月,生态环境部宣布重启CCER交易市场,这被认为是对该行业的利好消息。

请问,对于在当前时点重启CCER交易市场有何重要意义?这一举措对中国企业,尤其是高碳行业,如八大控牌行业的未来发展将有何影响?

梁希:CCER是碳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之前所提及的配额交易的重要补充。CCER全称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它在控制排放市场中起到关键作用,不仅涵盖电力行业,未来还可能包括其他高排放行业。在履约过程中,企业可以使用CCER来实现一定比例的履约。例如,在全国碳市场中,允许使用CCER替代5%的配额,这意味着企业在履约期末时可以使用CCER与配额结合来履约。这赋予了CCER在市场中的一定价值。

此外,CCER还可以作为一些企业实现碳中和的重要工具,特别是涉及碳移除技术的企业。越来越多的企业宣布要在未来某一年度或之前实现碳中和目标,因此CCER的推出对碳市场是非常重要的补充。

在2017年,中国的CCER停止了交易,但近期可能重启。这将对控牌企业,特别是电力行业之外的减排项目产生积极影响。这意味着那些原本未能进入碳市场的行业和项目,尽管排放未达到空白值,但通过实施减排项目如森林碳汇等,仍能产生CCER并获得收入。这将显著提高这些项目的收益率。

此外,在CCER的研究和重启过程中,许多主要参与单位和专家在选择未来重启方法学时都非常谨慎和细致。在国际上,CER(清洁发展机制)和其他资源减排市场存在数据不真实、双重计算等问题。如果中国通过推动新的CCER市场能够有效应对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推动更多高质量的减排项目,实现更多真实和额外的减排量。我们期待着这一工作能够稳步推进。

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术如何致力实现双碳目标?

EqualOcean:虽然CCER的重启对市场流动性和优化能源结构非常重要,但它仍然主要面向未来,无法完全解决过去或当前已排放的碳排放问题。对于已经排放的碳排放,最好的方法是封存它们,或者用更学术的术语说,去除并再利用。这也是我们所说的CCUS(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术)的核心逻辑,因此,CCUS也被称为实现碳融合的最后一步。您在这个领域有多年的经验,还参与了设立国内首家CCUS机构并担任秘书长。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我国CCUS领域的进展以及其他一些前沿技术

梁希:随着我国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CCUS技术从过去被广泛视为过渡性和储备性技术,现在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核心技术。在实现碳中和的领域,有些排放难以抵消,或者难以实现绝对减排或成本过高。这些情况下需要采用碳移除技术来实现负排放。传统的技术包括林业碳汇和海洋碳汇等自然解决方案,但它们有一定的容量极限,达到极限后,成本和可行性都不强。此外,它们存在永久性问题,例如,加拿大的山活动导致之前吸收的碳重新排放到大气中。

CCUS是一种工程技术,可以从空气中收集二氧化碳并进行封存和利用,实现负排放。负排放技术目前在国内和国际上得到了广泛支持,包括大量的资本投入。尽管负排放技术的成本相对较高,例如,每吨二氧化碳的捕集成本可达数百美元,但越来越多的资本愿意投入这个领域,因为它在未来实现碳中和的最后一公里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短期和中期,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CCUS是指在煤炭、电力、钢铁、水泥、化工等大型工业领域排放较高浓度二氧化碳的行业。这项技术对于我们的工业减排非常重要,因为钢铁和水泥等行业要完全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存在技术上的困难。与电力行业不同,CCUS对于工业转型有着巨大的帮助,通过捕集的二氧化碳可以进行利用或更好的封存。根据我之前为气候变化组织所做的研究,预计到2050年,国内的CCUS市场将创造超过6,000亿的GDP,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因此,CCUS对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和减排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EqualOcean:目前在这个项目领域,有哪些正在进行或规划中的项目,以及整体的规模如何?

梁希:在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间,大多数项目的规模都不超过每年百万吨的补给、封存和减排量。然而,自我国提出碳中和目标后,50万吨和百万吨级别的项目越来越多。例如,胜利油田已经启动了每年150万吨的全链条碳普及利用与封存项目,中海油宣布在惠州地区与壳牌和埃克森美孚合作,计划建设一个千万吨级别的CCOS集群。中石油在新疆也有类似计划,要建设千万吨级别的CQS集群。此外,中石化在上海宣布与国外能源公司合作,开展大型CCS项目集群。CCS项目从过去的小规模示范试点逐渐转向大规模、大容量全链条项目,未来预计还会有更多大型项目推进。此外,一些革命性和创新性的技术,包括二氧化碳普及利用和非常规封存技术,也开始应用,有望降低CCOS项目的成本和能耗。

EqualOcean :我理解CCUS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最终实现商业化应用,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国外已经有像马斯克、比尔盖茨等投资和捐助CCUS技术的先例。在国内,腾讯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案例。

今年3月,腾讯发布“碳寻计划”,为CCUS引入资金、技术、伙伴、落地场景等资源,推动前沿CCUS技术走向规模化应用。上周,腾讯发布了“碳寻计划”的首期Top30榜单。事实上,在“碳寻计划”之前,2021年1月,腾讯就正式启动了碳中和规划,成为首批启动碳中和规划的互联网企业;2022年2月,腾讯宣布“净零行动”,并首次发布《腾讯碳中和目标及行动路线报告》。

您认为,以腾讯为代表的科技巨头们,在助力我国碳中和目标达成的进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对于实现CCUS技术的商业化,他们(大公司)还能做些什么来应对潜在的挑战?

梁希:我认为目前对于CCUS技术以及其他一些前沿的碳减排技术,如储能、建筑节能以及工业过程中的替代材料等,非常需要像腾讯探寻计划这样的企业倡议来筛选和支持新技术、前景场景和新商业模式。

通过为这些工作提供知识和资金支持,我们可以补充国家科技资金和国际援助等传统资金渠道,为技术创新和成本降低提供新鲜血液和增强。探寻计划最近选出了30个二氧化碳普及利用封存和能力建设的创新技术,包括初创公司和基础设施团队。这些工作有望对我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产生积极影响,促进技术创新和成本降低。

如果这一计划能够有效运作,未来的影响可能远远超过腾讯承诺的投资,它将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这个计划应该是腾讯可持续社会责任计划的一部分,腾讯早在很早之前就提出了碳中和行动目标和路线报告。我们期望除了腾讯之外,其他科技巨头和产业基金也能够积极参与,以类似或更创新的方式支持CCUS和其他碳减排技术的创新和商业化落地。

EqualOcean:您能简要介绍一下,对于CCUS这项技术,它在商业化方向上有哪些可行的或值得期待的商业模式吗?

梁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CCUS技术的整个过程非常复杂和系统,它涵盖了从工业排放源和能源排放源捕集二氧化碳,包括来自油气田的二氧化碳捕集,以及来自煤电厂、天然气电厂、钢铁厂、水泥厂和化工厂的捕集。

捕集后的二氧化碳通常需要进行加压处理,然后可以通过三种主要的运输方式进行输送,包括卡车、管道和船运。其中,管道运输通常对于大规模和长距离运输来说是最经济的方式,但它需要支持大型项目的运行以支持管道的投资。一旦二氧化碳运输到潜在的利用或封存地点,它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封存。如果存在适合的地质条件,可以将二氧化碳封存在地下水层中,或者可以在废弃的油气田中进行长期封存。通常,在封存之前需要将二氧化碳加压到超临界状态,以减小体积并存储在地下低渗透层中。

此外,除了关注CCUS技术的发展,社会上许多人以及企业家和领导们也关注CCUS带来的能耗和成本问题。因此,人们关心如何将二氧化碳利用起来,将其转化为有用的产品。二氧化碳的利用方法包括化工利用、生物利用和地质利用。目前,地质利用具有最大的潜力和最广泛的应用。例如,我们可以将二氧化碳注入油气田中,提高油气田的采收率和产量,因为这会增加油气田的地层压力,推动更多的油气被开采出来。其他利用方式包括将二氧化碳与氢气反应制备甲醇,以及将二氧化碳与藻类进行反应,产生一些有价值的产品。这些利用技术的成本差异很大,经济可行性需要进一步研究,但目前市场对这些技术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愿意尝试。

在完整的CCUS产业链中,如何将各个环节衔接起来,以实现商业化落地,就像搭积木一样,取决于如何巧妙地组合。最终,碳价格仍然是关键因素,对于一个燃煤电厂来说,实施CCUS的减排成本可能高达每吨二氧化碳300-400甚至500人民币。如果当前碳市场价格只有50或70,那么只能寻找一些更经济的利用方式,例如注入油田或转化为其他有用的物质,以结合碳封存技术实现商业化。

因此,在没有实现高碳价格的情况下,实现商业化落地需要寻找一些经济可行的场景,通常规模不会特别大,减排量也不会很高,但在特定地点可以实现较低成本的CCUS运营。未来,一旦碳价格实现较高,比如欧盟目前的碳价格已达到每吨二氧化碳80欧元,那么在中国,大多数工业排放源都有望实施几乎完整的CCUS。尽管距离这一目标可能还有一段距离,但也并非遥不可及。

近期来看,特别是在2025年到2030年这段时间,对于一些高浓度二氧化碳排放源,如水泥、炉料、化肥生产等领域,实施CCUS的成本可能只需100多元人民币每吨二氧化碳,这些领域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应用。在这些高浓度、低成本的排放源中,CCUS技术将实现大规模商业化应用。

EqualOcean:对于CCUS和我们一开始提到的CCER这种碳交易市场,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交叉或融合的机会?

梁希:目前,一些机构,包括腾讯,正在进行碳氧化碳矿化的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也成立了CCUS的专委会,该专委会正积极筹备如何申请CCER,即通过将CCUS带来的减排量在碳市场上进行交易。然而,这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尽管我们进行了多年的试验和示范,但目前尚未建立完整的CCUS全流程监管体系。例如,在欧盟,碳氧化碳注入后,如果出现问题,责任归属是谁?政府何时负有监测责任?在欧盟,CCUS项目开展了大约10年后,政府认为项目没有问题,将未来的监测责任承担在自己身上。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定义各方的责任,如何监管,如何批准项目,地下注入的二氧化碳究竟归属于政府还是其他单位?地下空间的使用权等一系列监管问题在解决之前,即使将CCER纳入其中,也仍然存在很大挑战。

其次,在CCUS中,如何进行碳减排的计算、核算和监测也需要制定相关指南和标准。

第三,除了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些高浓度排放源和一些小众场景可以实现商业化减排外,对于大多数项目和场景来说,减排成本仍然较高,即使将其纳入CCER,也不一定能够通过当前的CCER价格支持项目的融资和落地,还需要结合其他政策。

总之,将CCUS纳入CCER对于这一行业的发展应该是非常有利的,因为技术成本较高,所以CCER项目在潜在市场中具有较强的附加性。当然,在后续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工作来进行论证。对于CCER的监管部门来说,可能还需要考虑将CCUS纳入其中,以确保CCER不会供过于求,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结合这些因素,我们需要共同努力,以促进如何将CCUS技术和项目纳入CCER,从而推动这一行业更快速、更健康地发展。

正视ESG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企业的绿色转型之路

EqualOcean :根据绿色金融委员会的预测,在未来的30年里,中国需要大约投资约500万亿元的资金来推动绿色低碳领域的发展,其中大部分需要动员社会资金来满足。那么我想请问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该如何鼓励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到这个绿色转型的进程中呢

梁希:首先,绿色转型需要投资,也需要技术支持。未来技术的不断演进将有助于降低相关成本,从而提高更多资金投入的吸引力。许多国内外研究报告都提到了碳中和或碳达峰需要多少资金,以及需要弥补多大的资金缺口。然而,光是提出绿色金融、气候投资、转型金融等术语,并不足以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低碳领域,必须进行政策性的改革。

因此,如果未来需要更多资金流向低碳发展领域,必须提高这些领域项目的回报率,降低风险,以使投资者更愿意投资。因此,政策改革是至关重要的。政策措施应该明确激励政策,而不仅仅是口号化的绿色金融、气候投资或转型金融的统计性工作。这些政策措施包括如何有针对性地为真正需要的项目和技术提供补贴。过去的一些政策可能导致对没有需求的项目的浪费,因此需要更多的针对性政策。

此外,金融工具如果能更好地演绎未来10年、20年碳排放价格和期货政策的变化,将有助于抑制项目投资的冲动。尽管社会资金占据了大多数资金,但如何更高效地促使社会资金流向绿色低碳领域,以及如何更高效地撬动公共资金、商业资金,都是未来值得研究的问题。过去花费了太多时间去定义什么是绿色、什么不是绿色,但未来应该更多地关注如何提高资金投入绿色低碳领域的效率。

EqualOcean:在这个趋势下,许多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制定了自己的碳中和计划,发布ESG报告,甚至成立了可持续发展部门。金融机构也在强调自己的绿色标签,以获得投资者的好感。然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有些企业在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落实到实际行动上缺乏动力,甚至有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践是名不符实的,他们认为购买或发行碳权就等于减排了,或者仅仅停留在绿色营销的层面,只是希望通过主题营销、公益活动来提升品牌形象。您如何看待这种“漂绿”的行为?我们该如何辨别?

梁希:如何区分真绿、假绿或绿色的程度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目前国际上尚没有统一的标准,这取决于每个主体或每个维度。然而,绿色金融、ESG等理念是由市场主导的,而不是政府强制推动的,因此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约束相对较弱,主要依赖资源逐步开展和推广这一工作,并逐渐形成共识。未来需要研究的方向包括,如果政府部署ESG体系,如何为企业、金融机构和项目制定标准,以及如何客观地展示企业的整体情况。此外,企业每年都会发布ESG报告,通常会强调自己的优点,而不会提及环保部门的处罚、劳工纠纷或治理问题等不好的方面。如何让市场更客观地了解企业的整体情况,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点,都是需要研究的课题。此外,对于那些发行统计性工具,宣传减排或虚假宣传的企业,政府、国际机构和市场可以研究并提供更好的指导,这是未来需要关注的问题之一。

EqualOcean:您是否认为对于那些已经被贴上绿色标签的企业或品牌,采取一定的负面或惩罚性措施,可以有效防止他们采取更多的虚假行为,这种负面风险是否是可行的?

梁希:是的,这个领域有很大的潜力,但关键问题是是否存在可行的商业模式或社会模式来推动这项工作。特别是在中国国情下,坦率地说,这项工作可能会得罪人,得罪企业,有多少机构愿意冒这个风险?就像我们前段时间在方周末看到的,披露这些信息的工作究竟如何能够继续开展下去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如果有一些类似于"Muddy Waters"的机构,专注于ESG领域,能够向市场披露存在的情况,我认为这对于市场的健康发展应该是有帮助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政府可以要求企业按照关注的ESG指标进行电子化和格式化的披露,同时还可以进行识别,甚至在第三方审监核查的过程中进行实际查验,这也是有意义的。

EqualOcean :我理解很多企业之所以采取这种做法,是因为他们将ESG视为一种成本项,他们并不情愿去实施,只是出于合规要求的需要,被动地去履行。有时候甚至会将其转化为一种品牌营销的手段,仅仅停留在表面工作,通过这种主题营销、公益活动来提升品牌形象。梁教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让企业理解ESG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企业实施ESG对于企业有哪些实际的金钱效益?

梁希:因此,我们再次回到一个问题,如果企业只是自愿实施ESG,那么很难取得重大进展。企业和金融机构会有一定的表现,但更多的是在表面工作或者是装饰橱窗,强调自己所做的好事,并通过宣传来提升企业形象。如何通过更系统的方式来评估企业在ESG方面的工作?这可能需要监管部门、政府和政策的干预。然而,我认为许多国家政府对ESG理念的理解仍处于逐步学习的阶段,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将ESG的系统披露、评估和核查摆放到一个更自然、更客观的位置上。

EqualOcean :从您的角度出发,对于想要实施更好ESG的企业,您会提供哪些可行的经验或建议?

梁希:首先,企业在实施ESG时应考虑是否满足相关标准和体系的要求,尤其是在全面推广ESG工作方面。这将使ESG工作更具意义,而不仅仅是表面工作。

第二点是要仔细识别风险因素。例如,有些企业可能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色,但同时也积极参与一些高排放项目、污染活动,或者与不受欢迎的行业,如博彩业和其他一些排斥性行业的贷款或投资活动有关。这些因素可能对企业的ESG工作产生影响。因此,企业应该量力而行,谨慎开展这些工作。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我们刚刚讨论的很多工作都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的。但对于企业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更好地、更高效地实施这些工作,并在短期内获得市场的认可。这是绝大多数企业需要考虑的问题。但我们也希望看到一些企业能够从更长远的角度来部署ESG工作,形成行业内的ESG标杆。

未来,中国如何实现减碳与增长的双赢?

EqualOcean :作为一个长期的议题,展望未来,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在减碳与增长之间,实现更好的双赢?

梁希:在国内,关于减碳工作有不同的声音。一些人认为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不应该过早实施碳中和,因为这可能会给经济带来巨大的代价。有人认为碳中和只是一种奢侈品,而减碳是发达国家的任务。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应该长期依赖煤炭作为主要能源,而可再生能源和储能等新兴能源在未来不会占据重要地位。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些观念。

首先,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在与减碳相关的行业中取得了快速发展。在过去几年里,这些行业发展迅猛,我们正在面临巨大的出口压力。新的三驾马车(太阳能光伏、储能和电动汽车)都是涉及可再生能源的领域,这三个领域在出口方面的增长已经超过了50%至60%,成为了中国出口的主要推动力。低碳产业领域有巨大的机会,这得益于我们在十多年前对新能源行业的重视和大规模推广。如果未来我们能够像对待可再生能源、建筑节能、农业碳减排等领域一样,用同样的力度去发展,我们的产业将会有更多的亮点和发展机会。因此,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减碳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一些双赢机会。

此外,在减碳的过程中,我们还看到国际上一些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缺陷,包括电力、通信和交通等领域。中国有能力协助这些国家进行快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转型,而绿色低碳技术的应用也提供了巨大机会。我们可以将工程产能和资金投入到这些领域,从而推动绿色低碳技术的发展。

在减碳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第三个维度,是传统制造业。从手机、电脑、汽车到家电,这些产品都将面临欧盟即将推出的碳关税、以及美国、英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正在酝酿的类似机制。如果我们能够在减碳工作中建立一些国际认可的碳中和产业园区,生产出口产品,并制定更严格或更有效的碳计量和核算方法,这将有助于我们在全球产业布局中获得更多的机会,并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

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化石能源在我们能源和产业结构中的重要性,因为在短期内它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应意识到,新能源技术、储能技术以及需求侧响应等新兴技术在未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当这些技术成本下降时,它们将在某些情景下成为具有竞争力的能源来源。因此,对于未来技术演变的更好理解,将有助于我们更容易地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快速的碳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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