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GF2023精彩回顾｜海外投资并购的机会和挑战

在12月8日的「出海投资论坛」上，汉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超、纳斯达克中国区首席代表郝毓盛、复星全球合伙人&复星锐正资本合伙人刘方未以及斯道资本合伙人张矩四位嘉宾共同参与了“海外投资并购的机会和挑战”圆桌对话，悦一资本创始人杨延华担任嘉宾主持。以下为对话内容回顾，EqualOcean进行了删减。

杨延华：大家好，我是杨延华，刚从香港回到上海，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参与今天的论坛。我过去十几年的经验都集中在跨境兼并收购领域，做过一些创新的投资并购保险以及各种创新的并购交易模式。先请四位嘉宾介绍一下自己以及所在机构的近况。

高超：各位下午好，很荣幸参加这个环节，我来自汉坤律师事务所。汉坤是一家全国性的综合律师事务所，近20年来陪伴着民营企业的成长而发展壮大，完整经历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O2O、新消费、互联网教育等风口和周期。随着企业出海热情的提升，我们也伴随客户走向了世界各地，今年刚在新加坡设立了一个分所，正在考虑在美国和英国设立分所，以便更好地服务企业出海。

郝毓盛：大家好！首先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我来自美国交易所纳斯达克，2007年12月纳斯达克交易所在国内正式设立代表处，到现在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我在2011年初加入纳斯达克，在过去的13年间见证了各行业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的起起伏伏。

最近这两年，虽然“赴美IPO”也不能说停摆了，但整体数量的减少大家在媒体上也可以关注到。不过当下正在慢慢回温，尤其是在出海方向，我们接触的近两年计划“赴美上市”的企业越来越多，这可能代表了未来的一个趋势和方向。至少我个人觉得在出海方向上，未来在海外上市的企业也会增多、我们期待更多的中国企业不光是在业务上全球化，同步也要在资本市场上加把劲跑出来。

刘方未：我在这个环节，一方面代表复星锐正资本，另一方面会兼顾复星的角度聊并购。作为复星旗下的产业投资机构，复星锐正资本是一家扎根中国、全球化布局的产业资本，成立于2013年，依托复星健康、快乐、富足、智造四大板块生态资源，以“产业资源赋能创新企业全球发展”为使命。截至目前，复星锐正基金管理总规模超过百亿元人民币。

我们在“出海”征程上已深耕8年，先后在印度、东南亚和以色列等地都搭建了由本地人管理和参与的本土机构，与我们国内团队是协作关系。这个过程很有意思，我们相当于在海外构建了新的“产品线”——除了共用整个基金的中后台，在“投”以外的“募”、“管”、“退”、“人”也都是共用的。

正是因为这种本土化的策略和探索，在过去近7年的时间里，我们在海外的被投企业并没有受到类似“中概股”事件的负面影响，反而很多在美元加息的背景下实现了加速增长，不少已经上市或发展成了独角兽，比如美国的生鲜独角兽Grubmarket、印度的旅游OTA IXIGO、印度的物流独角兽Delhivery、印度的携程MakeMyTrip、拉美的时尚独角兽Urbanic、东南亚最大的母婴社区The asian parent等。

张矩：非常荣幸参加这场活动，我是斯道资本的张矩。斯道资本是背靠于美国富达集团的全球性风险投资机构，从1996年进入中国，在中国耕耘了超过25年时间。富达集团是我们唯一的LP，我们在全球有5支资金，共管理约35亿左右的资金，覆盖了全球主要市场，包括印度、欧洲、美国、日本和中国。今天非常高兴能从我们这有一支全球基金的视角和大家交流，谢谢！

杨延华：谢谢各位嘉宾的介绍。今天这个环节的主题是“海外投资并购的机会和挑战”。根据商务部等相关部门的统计，在今年1-10月份，我国境内投资者对全球154个国家和地区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积金额达到了736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3%，这个数据和国内目前各行各业的增长乏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各位看来，是什么因素驱动了当下这波对外投资潮？

高超：我先从我自己的认知和法律环境来理解这个问题。

首先，根据我自己的观察以及和客户的交流来看，确实中国的供应链水平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节点。以前我们是一个制造业大国，现在则逐步转型为制造业强国，许多环节具备反向出口的能力。比如，产品技术和经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洗礼的模式创新水平，在全球都是遥遥领先。确实中国这个市场也太卷了，中国人去卷老外可能更有优势一些，创业者可能能在海外找到增长点。

另外，从法律、政策等方面来说，也是鼓励民营企业出海投资。以前国央企是对外投资的主力军，现在是有更多的民营企业走向海外。那么红筹结构的成熟提高了对外投资的便利性，也是一个促进因素。

杨延华：确实，中国企业整体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十几年前我们刚入行做投资并购的时候，中国更多是对外并购整合，但同期国外很多成熟企业则是在剥离部分资产。随着中国企业成长已经到了一定阶段，对外扩张也成为一个重要选择。时间交给郝总。

郝毓盛：我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帮助各国企业到纳斯达克上市。但是从海外并购这个角度，过去这些年我们也有一些观察，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尤其是比较成熟的企业，选择走出去，兼并和收购海外同行。这种做法更多是处于业务拓展或寻找第二增长曲线的考量，也不乏知名案例。有一些企业最开始是并购美国或者欧洲的企业，其后被并购的业务融合进来发展的也不错，但现在反而到了要把这些业务剥离出去的阶段。所以现在我们能看到有一些中国企业曾经收购的国外企业，现在逐步要从母公司中独立出来在美国或其他地区上市，这是目前我们看到正在发生的现象。比如，2022年，复星国际宣布旗下的奢侈品集团复朗集团(Lanvin Group)将通过SPAC合并的方式赴美上市。还有其他情况类似的企业正在筹备IPO，有可能大家明年就会看到，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个比较著名的案例是TikTok通过在美国收购当地的创业公司Musical.ly而将海外业务发展起来。尽管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业务剥离和独立上市，但前述这类投资并购不代表公司最后一定要上市，而是给母公司的业务或者出海带来非常大的助力，这也是我们过去几年观察到的。过去这两年，由于国内和国际大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光是开拓国外的业务，也在开展很多投资并购活动。我觉得这会成为一个常态化的现象。

杨延华：郝总分享的这个现象至少为我们指明了投资的某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企业过往收并购的海外业务分拆，是有在海外再独立上市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使将被收购企业再剥离出去，过程当中母公司其实也吸收了很多的“营养”，包括技术、商业模式、业务运营以及人才梯队的培养等。

郝毓盛：这个做法在美国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去年美国最大的一笔IPO就是英特尔在前几年收购的以色列自动驾驶公司Mobileye独立上市，独立发展。这种海外已经很普遍的做法在现在的国内大型企业中越来越常见，代表中国企业无论在业务还是在资本市场的操作上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向全球第一梯队看齐。

刘方未：我换一个角度讲。对外投资的火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尤以今年的出口表现最为乏力。前两天有位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非常有意思，其中提到，如果要将出去的这些钱按照流入国和币种做一下区分，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这些钱变成了美元或者去到了美元区，主要是为了吸收两方面的“营养”——美元加息带来的营养，以及国内关注较少的，就是美国经济这两年弹性很大，美国和美元区普遍享受了一系列连锁式的营养。这部分资产主要是奔增长。

第二部分，一些钱主要出于重估价格体系的考虑去了日本和欧洲，这部分资产在整体资产中占比非常高。第三部分资产则是跟着“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走向了“一带一路”国家沿线，这部分资产主要是围绕“人民币国际化”这个宏大的十年计划做配置，和前两个部分的目标也不太一样。

我觉得需要把这些走出去的资金分成上述三个部分，分别观察他们的诉求。对于复星来说，我们的对外投资覆盖这三个部分，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欧洲的资产布局更多一些。

杨延华：不同的资本属性是很不一样的，真的是各有特色，各有禀赋。张总有什么看法？

张矩：前面几位嘉宾的分享已经很全面了，我提供一个更中性的看法。对外投资最好的情况是“溢出效应”，无论是高总讲的国内生产能力和技术发展的溢出，还是管理能力和资本能力的溢出，这种溢出效应通常是正向的。当然作为资管公司，可能同时还比较注重资产配置，把钱放在哪里回报最高。

从溢出效应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刚才刘总分享得非常到位，我们面前有不同的市场，显然我们在不同市场追求的溢出效应也是不一样的。去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显然是一个“人民币国际化”的资本溢出过程，到欧美等成熟市场可能是获取更好的能力、更好的人才的溢出过程。所以虽然对外投资的同比增长看似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数字，但是背后也可以有很多相对比较中性的解读。

杨延华：刚刚说到，中国对全球154个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了17%，但这个数据其实是很有地域特色的。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十周年，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很多国家的领导层到场参与。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1647.1亿，同比增长了27.7%，对比全球平均的17%显著高了很多，这意味着资产溢出到“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比例更高。

随着“一带一路”新十年的开启，各位对海外投资并购的思路会有什么样的转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但我们以前多是习惯到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做并购，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策略相比发达国家会有哪些差异？我个人感觉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也参与到了复星在非洲医药行业的投资过程中。

张矩：基于我们的背景来看，市场通常分成两个方向，一个是长期性、确定性的考虑，另外一个是增长性和流动性的配合。显然发达国家偏向于后者，而“一带一路”国家可能更偏向于长期性、确定性。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过去40年创造了经济奇迹，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天然的亲近关系，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更容易向新兴市场输出资本、模式、经验等。但是所有这些考量的背后，还是有着一个中性的看法，未来对外投资最大的驱动力还是“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中国内部难以彻底实现供给侧改革而必须在全球消化产能。我们看重的肯定是更长期、更基础设施化、更自然资源化导向的投资。

杨延华：斯道资本是全球性的风险投资机构，且背靠富达集团。你们在看发展中国家时会不会感觉落差比较大？而且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过往经验有一定的参考性，但是中国的基础设施是非常不错的，且各方面生态还是都是非常稳定的，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具备的能力。你怎么看这种差异？

张矩：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一点，拉长到过去40年，那么中国走过的路具有相当强的代表性，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或政府是其中的核心。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过程中的很多成果是本国的经济能力、政治能力对外辐射产生最大效应的案例。但其实从发达国家资产管理的角度来看，不同层面肯定是追求不一样的目标，所以大多数资产配置肯定是流向成长性和流动性更平衡的地方，这给中国未来的投资创造了一个更良好的环境。

刘方未：今天大部分现场观众都是出海全球化方向的创业者或投资人，我从一个更加实践的角度做些分享。现在有很多人在考虑要去哪里创业，对此我总结了两句话：发达国家做轻，发展中国家做重。也可以说，发达国家做链接，发展中国家修基建。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去发展中国家给人家修路，这是政府该干的事。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营商所需的基建要素和创业公司的商业模型成立所仰赖的内容都没有人做，但这些内容反而是核心，可以帮助创业公司避免红海竞争。

在发展中国家做重，这个重可以有很多做法。比如企业是做商务流的，可以稍微带点物流和海外仓。如果是做信息化服务的，因为中国有一大批原来被集成商“训练”出来的渠道型公司，信息化服务融入渠道元素，这就叫“重”，这种“重”是相对的。以这样的模式企业反而能建立自己的立身之本。至于发达国家，他们的基建水平已经很高了，现在创业者要做的事情是思考如何把不同版块的基建链接起来，现场其实有出海企业家已经掌握了很好的方法。我们总结过去这十几年的经验，就是“轻”与“重”之间的区隔。

杨延华：有轻有重，非常好。时间给到郝总。

郝毓盛：我在工作中接触更多的还是投资机构，从投资机构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机会还是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方面还不完善，但不完善也说明各行业的天花板有可能非常高。投资人出于追求高回报的考虑，投资过程中首先要看企业所处的行业天花板是否够高，所以在发展中国获得高回报的机会比较大。

但是投资人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也是比较明显的，每一个国家的政治、宗教、文化环境等都不一样。如果是投资当地企业，企业所处的行业在该国面临的挑战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每一个国家不一样，海外投资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需要投资人在这方面有较强的学习能力，或者引入有相关经验的人才。

总结来说，到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机会是发展空间很大，获得高回报的可能性更大。挑战是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国情，需要多学习和磨合。

杨延华：一方面是投资回报可能比较高，另一方面是亏损的风险也比较大。

郝毓盛：对，不过投资这个事情本身就是高风险、高回报，而且也要看配置。即使存在高回报的潜力也不可能全仓买入，还是要平衡要配置。这就像美国的资本市场。国内之前对美国资本市场多少有点误区，觉得在美国上市的企业都是高成长性的高科技企业，其实美国股市上也有很多本土的传统企业，比如房地产、零售、工业等，且市值也可能非常高，上市以来股价保持稳步提升态势。比如说我加入纳斯达克之前就曾在美国一家投资商业地产的私募基金工作，2008年金融危机后房地产价格大跌，我们机构旗下最大的基金也从70亿美元跌到40亿美金。但他们再去募资的时候美国投资人还是会买，还是会配置。

杨延华：这个阶段可能还是不太一样的。你提到了配置的必要性，但是我认为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包括出海企业可能还没有办法达到“全球配置”的阶段，对海外可能还是“孤注一掷”的姿态，他们怎么应对相关的机遇和挑战呢？

郝毓盛：每个行业在不同国家面临的挑战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考察行业在当地的情况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在座的出海创业者可能比我更有经验。

杨延华：还是要本地化、本土化，而且要非常灵活，与时俱进，根据市场的变化不断发展。时间给到高律师。

高超：每个国家确实不太一样。我接触更多的是初创型公司，那么公司早期的做法其实跟创始人个人的风险偏好也有关系。比如欧美国家的法律比较健全，但是合规要求相对严格，虽然说产品在这些市场可以有更高的售价和利润，但是合规成本也更高。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则也许比较符合中国传统企业家的思维，先把量或生意做起来，量到一定程度之后再考虑合规。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可能觉得东南亚或者非洲是一个机会，一方面我们之于这些地区有溢出效应，同时他们的合规成本相对来说也会低一点。但与此同时，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并不是非常稳定，法律体系可能也不是那么健全或，甚至和中国相比差很多，这也会带来比较大的风险。

杨延华：对于这一点我特别有感触。我创立的悦一资本提供并购及相关服务，也包括人才服务。我们注意到很多大型制造业企业去海外展业的时候，首先要找的就是法律专家，因为去海外建厂，熟悉当地语境下的法律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一类人才也很难寻找。比如我们最近帮企业在印尼建厂的时候，招聘懂印尼语且懂印尼法律的人就很困难。同时东南亚区域内每一个国家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法律体系也不一样。在这个区域开展业务，面对不同的法律体系，成本和合规的风险都很高。高律师有什么建议？

高超：务实一点，你很难跟一些创业者说生意还没开始做的情况下必须先花高价请律师，搭合规体系。但是我也觉得，企业家和创业者的合规意识普遍在提高。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前期对于这方面的投入还是比较谨慎的，可能就是先跟几个有经验的朋友了解一下该怎么做。到了要融资的时候，投资人可能对合规提出要求，在这个阶段逐步把合规体系建立起来，但是首要考虑的还是生意。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出海美国，业务先行，后来受到了当地政府监管部门的处罚才来找律师解决。

杨延华：“先干再说”确实是不少中国企业的鲜明色彩，但是合规还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这个问题要问郝总。我们这几年看到不少中国企业本来有赴美IPO的计划，后来都选择撤回，当然也还有一些企业继续选择去美国上市。您会比较建议哪些企业考虑去纳斯达克上市。

郝毓盛：首先要纠正一个说法，企业没有“撤回”，只不过是受大环境影响上市节奏放缓了。在市场环境还不错的2020年和2021年有很多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后来受到宏观环境和美股窗口等因素影响，企业整体的上市节奏都有所放缓。不光是中国企业，美国本土公司也是一样，过去两年几乎没有多少IPO。尽管平均每季度也有一些大型的IPO，但是依然无力带动整个市场。

去年底有几家中国企业，包括亚朵酒店，亿咖通，复星投资的复朗集团，Tims天好中国，震坤行，以及今年年初以来有量子之歌，禾赛科技，9月份的阿诺医药，车车科技，其实可以看到赴美上市的公司数量也还可以，并不算少。此外还有一些体量较小的企业也完成了赴美上市，不过相关的新闻报道没有那么多，大家关注也较少，据我们统计整体的数量还是不少的。

接下来赴美上市这条路还是通的，只不过由于过去两年监管方面新设的流程会使上市节奏变得更长一些。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美股市场没有恢复，今年（农历年）也快结束了，估计也不会看到更多企业的上市新闻了。明年二季度及之后，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中国企业完成在美国的上市。

尽管新闻媒体的报道凸显资本市场的“寒冬”，感觉大家都不会去美国上市，但是我们在最前线感受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只不过是因为我刚才说的两个原因有所放缓。我们认为明年市场肯定是会比今年更热闹，我们也拭目以待。中国公司上市的三个主要目的地就是A股、港股和美股，但是我们一直不认为三个市场是竞争关系。美国市场应当是中国企业上市的一个有益补充，是给大家提供更多的选项。尽管过去两年有所放缓，但是这个通道一直在，确实也有不少企业在考虑。

杨延华：那么什么样的企业更适合去纳斯达克？

郝毓盛：我在回答上一个问题的时候也提到，其实美国的投资人如果想追求高回报，主要就是看企业所处的行业天花板是不是够高，企业在这个行业里是不是头部企业。如果这两点都具备，那么对于企业赴美上市还是比较有帮助的。在美国上市分两个层面，一是监管，美国SEC和交易所审核上市是真正的备案制或者叫注册制，流程非常简单，只要充分披露风险就可以。另一个层面就是能不能真正的打动投资人，只有上市之后企业还有增长空间，投资人才能赚到钱，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无论什么行业的公司都是可以考虑去美国上市的，前提是公司未来几年的成长性能不能给投资人带来收益。如果能带来潜在收益，那么上市就会相对容易，否则就会比较难。但即使比较难，依然也是可以上市的，就看企业想要什么。

杨延华：纳斯达克有没有什么独特性？

郝毓盛：两大交易所（纳斯达克和纽交所）在上市审核的层面其实都是一样的，更多还是看不同平台上的企业是否有不同特质。虽然很难说有明确的定义，但两大交易所的品牌形象和定位还是有些差异的。整体来看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上市之后的成长性还是更好一些，尽管其在上市时点可能体量并不大。比如，2010年特斯拉和通用汽车这两家汽车制造企业分别在纳斯达克和纽交所上市，通用汽车当年的融资额是158亿美金，对应的市值是512亿美金。特斯拉融资2亿美金，对应的市值是17亿美金。现在看两者的市值成长差异就非常显著了。

杨延华：所以为了追求更大的回报还是要投成长性。

郝毓盛：当年我加入纳斯达克的时候，美股市值最大的公司前十名只有一家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现在前七名都是纳斯达克。现在中国企业市值排名前八的也有七名是在纳斯达克上市。

杨延华：刘总，复星在全球范围内的都有投资布局，你们寻找海外投资标的逻辑是什么？去海外投资当地本土企业有什么样的难点？

刘方未：投资跟并购是不同的逻辑。投资主要有几个逻辑，一是运营本地化，二是不要轻易相信“时光机”理论，简单粗暴的复制一定行不通，这是我们拿钱买过的教训。三，商业模型是否能成立和目标国家的“三化”进程有很大关系。“三化”就是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三化”进程决定了商业模型在不同国家会最终演化为什么形态。

在收并购方面，复星主要是强运营驱动，以及在并购前就想清楚获得资产后如何利用。举个例子。“地中海俱乐部”是法国人引以为傲的品牌，我们的整个收购过程，是先投资了小部分股权，先取得法国人的认可。在后来的相处中逐步建立信任，再把它买回来，开发更广阔的市场。

第二个例子，我们从2010年开始和CLUB MED合作，2015年将其私有化，并在复星的旅游度假业务中完整借鉴了CLUB MED体系。比如各位父母朋友如果带小朋友去玩，可以把小朋友“托管给”我们的G.O（中文意思是“亲切的东道主”），G.O会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带小朋友玩一整天。

同时，我们通过并购也在中国市场复制和延展了很多品牌，并购过程中我们就想好了要打开哪些市场、进驻哪些渠道、如何提升收入、以及品牌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最核心的体系如何延展到其他品牌上。所以在海外收并购中，除了文化的融合和组织的融合以外，另一个很核心的前提就是你能够用目标资产做什么。

复星的这些经验也被借用到复星锐正资本的投资过程中。比如我们投了国内最大的唇泥企业，我们会到日本、美国、韩国帮他们搜寻一些有意思的标的，提前梳理好中台能力是什么，是渠道还是研发，在哪些方面可以和品牌协作，这都是并购要提前预判的事情。

杨延华：2021前后，我们成立了咨询团队，帮助企业和机构开展收购前的尽职调查、未来整合方案的梳理、协同效益的评估以及商业计划的制定，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刘方未：这些服务还是很专业的。另外我想说，回到前面的话题，我们作为中国背景的投资人，或者在全球背景下叫做华人投资人，到底比别人强在哪里？只换国籍没用，关键是即便换了国籍也不会被当地人认为是“同胞”，这是最大的问题。

我有几个观点，第一是不必隐藏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也不去发表任何政治观点，避免引发冲突。不需要刻意回避自己有中国资源，这个资源可以分为四部分，一个是中国的大市场，我们的市场能为海外品牌提供的发展空间是别的经济体不能比的。

第二是跟着“一带一路”倡议走，“蛋糕”一定是我们的。第三个是我们自己的产业和板块优势，这也是拿不走的，我们的电商平台、运营人才、物流人才、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包括感知、控制、视觉、软硬件结合等领域的优势是别人拿不走的，这是我们创业和做事情的时候都可以利用的。

第四，我们“卷”，这对应的是运营层面。我们的创业团队在国内被这么一路卷过来，特别擅长做应用型和高竞争型的业态。我们现在回头想，不管是之前的团购大战、电商大战、OTO大战等，所有风口带给我们最终的价值就是打磨了我们的适应能力。所以我们发现，很多被投企业出海后，在精细化运营、高度竞争、支持极致性价比提升的领域就是做得比人家好。

杨延华：也问一下斯道资本张总，您关注的科技领域有很多中国企业布局了全球业务，您觉得他们的发展机会和挑战是什么？

张矩：刚才刘总说的大部分内容我都深有同感。从我们作为一个全球化平台的角度看，真正有市场规模、有良好的基础、能够承载有影响力的大公司的就是两个地方——中国和美国。我们看欧洲很多的创业公司，从创业第一天起瞄准的就是美国市场，在印度更是，大多数印度公司想的都是怎么样服务美国公司，这点是非常明确的。中国创业者和企业家在低毛利水平下的生存能力在全世界都是没有办法比的，海外企业根本不具备这样的生存能力。

杨延华：但是创业公司前几年可以获得资本“输血”，当下以及未来几年资本谨慎投入的情况下该怎么办呢？

张矩：其实我觉得中国企业在低毛利下的生存能力不是资本输血的结果，反而恰恰相反。包括美国人也会误认为中国企业经常能收到政府补贴，其实我们连正常的银行贷款都不如人家拿的顺利，更不要提补贴。我觉得这个“卷”的能力，或者说我们在中国这种市场环境下形成的精细化运营管理能力是无可比拟的。再加上刚才说的，中国的优势带来的一系列成长可能性，这个是中国科技公司最大的出海优势。

杨延华：关于法律这块，我也特别感兴趣，尤其是我们发现律师在交易过程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高律师您看到企业在海外并购并购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高超：说实话，并购只是一个技术问题，约定好花多少钱、怎么买就行，有一个好律师可以解决过程中的大部分问题。我觉得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或者中国公司而言，真正的挑战是思维的改变。中国缺少美国的并购土壤，大部分中国老板觉得，这个事情我为什么不自己直接干？为什么要花溢价去买一个公司？还不如把人挖过来自己干。

杨延华：那么我们是不是还会担心低迷的时候买在半山腰？

高超：这也是国内外不一样的地方。国外比较愿意为一个产品和产业线支付溢价，但我们中国企业家的整合能力相对弱一些，不知道溢价部分的确定性在哪，而且我们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也不是那么完善，重要决策还是创始人参与甚至拍板。只有当这些短板都补齐之后，并购会自然而然成为一个渠道。不过目前看来，郝总的生意不会断，IPO还是更多人的选择。

杨延华：说到协同，可能一个企业在我这里只值一个亿，但在复星可以值三个亿，因为它有协同的溢价在里面。

郝毓盛：高律师说到我们的生意不会断，我补充一句，确实是这样。过去两年尽管市场不太好，但是企业在美国上市还是乐观的。还有一个事实可以佐证我们的乐观，去年纳斯达克的中国办公室就在招人，今年又招人，明年还准备再招一个人。

杨延华：如果有年轻朋友想投身新行业可以考虑应聘。展望未来，全球视野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投资并购活动来说尤为重要。我为了培养自己的全球视野也跑了很多地方读书，每年夏天一定会去各国高校和商学院探讨并购。想问一下各位，在投资并购活动中全球视野会发挥什么作用？您对于在全球开展投资并购活动有什么期望和准备？    

郝毓盛：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各个地方的文化、环境等都不一样。举个例子，我的直属老板是纽约人，他经常来中国，对中国文化、中国人都有非常好的理解和认知，而不是只在美国通过媒体报道片面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企业。全球视野对于投资机构和创业者都很重要，有机会还是应该到各个地方多走多看，多接触当地文化和当地人，才能对各地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对投资或者创业提供帮助。

张矩：从我的角度看这个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在现在这个时代，所有的公司其实都是全球化公司，美国公司不用说了，他们从创立起就瞄准全球市场，现在中国人也逐渐有这个感觉了。想建立全球化视野，我们还是先要有一个基点，先要看清中国的机会。

高超：我补充一点，从我们专业服务机构的角度来说，一定是希望服务具有全球视野的伟大公司。我们以前比较羡慕美国的律师同行，他们跟着美国企业走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壮大。我希望有一天中国的法律服务机构也伴随着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而不断壮大，相信我们也有这样的一天。

杨延华：对于我来讲，全球视野不仅是要走出去看世界，还要走出去让世界看到我们，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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